2018影响中国年度学者 朱民：一位经济学家的家国
朱民说，相较于金融家、银行家的角色
他更喜欢经济学家这个身份
朱民：一位经济学家的家国天下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姜璇
本文首发于总第882期《中国新闻周刊》
获奖理由——
他是一位天生的金融家和外交家，以出众的才能和独特的外交魅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期间，参与化解了欧洲债务危机等诸多国际金融风险和挑战，推动了“人民币入篮”等重大全球治理项目，并极大促进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离任后，他拒绝了顶级国际机构的工作邀约，扎根国内高校，传道解惑，为中国经济建策建言，并在国际上继续传递中国的声音。
两年前离开IMF时，面对媒体追问从IMF任满离职后的去向，64岁的朱民曾打趣回应说，“头发白了，该退休了。”
事实上，这个时候，他已经为人生的下半场做了妥善的安排。
朱民婉拒了国外顶级机构的邀约，选择再次回到国内，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担任院长，作为他重新出发的起点。
回归学者身份的朱民，比以前放松了很多。他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场合，面对大众传道解惑。从中国宏观经济演变到中美贸易摩擦，在演讲中他喜欢援引大量的数据佐证，因而总是需要不断在屏幕前走来走去，指着某处数据分析其背后的意涵。
他孜孜不倦地阐述了金融危机10年之际我们所面对的一个充满未知市场：全球债务规模持续上升，股市估值处于历史高位，公司收益增长收益远低于股市上升速度，影子银行继续扩张，金融市场的集中度正在上升，银行、保险、资产管理等各类金融机构的风险情况发生转变。我们还同时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经济：经济中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经济结构轻化，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催生新的行业。
朱民提醒人们，要关注世界经济金融高度关联化引起的市场波动和溢出的冲击。他甚至警告说，世界可能已经站在另一场危机的门槛。在他看来，很多现象是前所未见的。“风起于青萍之末，但是现在是风已经来了却不知道从何而起。”
他面带微笑说着这些，言谈儒雅谦恭。身材高大的他把标志性的高领衫搭配西装穿得极为妥帖，于是很多网友赞他为“高领衫男神”。不过，这位颇有网红气质的经济学家至今没有社交网络账号，他调侃自己“挺落后的”。
十年苦干，十年苦读
朱民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走进大学的“老三届”。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当年12月，26岁的朱民同全国570万考生一同走进考场，最终以数学满分、英语几乎满分的成绩被复旦大学录取。
朱民最初想选的专业是物理，但北大经济学专业毕业的父亲建议他改选经济专业。彼时，经济领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切入口，与经济相关的专业站到了时代的风口之上，国家也急需大量的经济人才。
朱民至今对那段充满激情的青葱岁月记忆犹新：在复旦，与他同在一个班的人来自天南海北，大家甚至不在同一个年龄阶段。有爱好文学的同学打着手筒给大家读刘心武的《班主任》；同学们讨论马克思异化人性的争议，激辩萨特《肮脏的手》，还在中文系的走廊里读同学卢新华的手稿《伤痕》；班里有三民——潘振民、华民、朱民，常一起辩论经济理论问题，尤其喜欢激辩资本论。
多年以后，在入校4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朱民返校作了“感恩复旦40年”的感言。他说，“我在复旦遇到了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同学，最好的领导。复旦给了我人生的信仰，复旦给了我那么多的关爱。我在复旦学习了知识，学了方法，懂得了人生，理解责任和家国情怀。复旦改变了我的人生。”
这与他之前的十年形成巨大反差。1968年夏天，16岁的朱民随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进入远离闹市区的一家食品厂当一名工人，一干就是整整10年。
朱民曾在视节目中回忆当年的情景：进工厂的第一天就做装卸工，扛200斤的糖包。每天白天大汗淋漓地工作之后，晚上回家还要拉一会儿小提琴——这是小学的时候母亲要求他掌握的一门西洋乐器。母亲还要求他掌握一门中国乐器，他选了竹笛。
更多的业余时间他花在读书上。他读了《毛泽东选集》；在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同时，还读了《反杜林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在批孔的时候读《论语》。
朱民说，这十年让他读懂了什么是生活。幸运的是，在看似没有未来的十年里，他坚持读书和学习。读书给了他力量，在读书中反思历史，期盼未来，憧憬人性的善，以及社会道德和制度的美。
时至今日，朱民仍旧花大量的时间读书，他将快速适应并胜任一份重要岗位的能力，归功于大批量、有重点的阅读。“读书一方面能让人的知识系统转化为自身的资本，另一方面能够提升人的教养和修养。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情。”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复旦毕业后，朱民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在复旦执教期间，他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从政经历：兼任上海市体改委和上海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的特别顾问，甚至一度担任时任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汪道涵的特别秘书。
1985年，朱民赴美求学，先后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几年的留学经历对他的全球视野和国际思维是一个启蒙。
博士毕业后，朱民曾留在美国工作了六年时间，先后担任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以及世界银行政策局经济学家。虽然身在国外，但他始终心系中国。他时常想起他在普林斯顿的老师保罗·沃尔克。前美联储主席的沃尔克以正直、坚定捍卫公共利益而著称。“他永远把社会和公民责任放在第一位。”朱民如此评价沃尔克。这种责任感也时刻叩问朱民的心灵——选择经济学的初衷是希望能为发展中的中国尽一份力。但是在外漂泊已经十年了，还能回得去吗？
全球视野，天下情怀
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洪文达在1995年的一次彻夜长谈，打消了朱民心中的疑虑。
“他(洪文达)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此的方兴未艾，像你这样的人，你没有选择，一定要回去，加入这个大潮，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为中国做一点事。你死而无憾。”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朱民一字一句地复述洪文达当年对自己说过的话。谈及已经病逝的恩师，朱民眼眶湿润了，“洪老师总是在我人生中很多关键的时刻给予指引。”
“回国从来就不是一个选择。就像子女对父母一样，是一种责任和使命。”朱民说。
1995年，朱民在美国接待了访美的老朋友周小川、楼继伟和曹远征。谈起国内的发展前景和急需人才的现实，朱民表达了归国效力的意愿。
他的想法很快有了回应，中国银行向朱民伸出了“橄榄枝”。1996年，朱民回到中国，加入中国银行。此后，他在中行工作了13年，从行长经济顾问一直做到副行长。
在这13年间，朱民带领中行走出“技术破产”的边缘，主导完成中银香港的上市和中国银行的重组和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