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性教育：夹缝中求生存(2)

根据中国性学会性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彭晓辉的估计，目前我国只有三分之一的大学举办过与性教育有关的讲座，曾经和正在开设相关课程的大学不超过10%。

大学性教育课程基本是选修课，即使学生们选修热情很高，但由于选课人数受限，开课学校很难将课程普及到所有学生。“即使是开了相关课程的大学，可能也有90%的学生进不了性教育课堂。”彭晓辉说。

讲座的举办频率和普及程度远远高于正式课程。不过彭晓辉也坦承，这虽然是不小的进步，效果却不一定尽如人意。

“讲座很多是单向性、一过性的，同学们在听讲座时可能认为老师讲得很对，但听完以后就遗忘了。如果希望通过一两次讲座就扭转大学生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很显然是不现实的。”

总体来说，我国大学目前系统和全面的性教育严重缺乏。在福建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江剑平看来，这种严重缺乏衍生出一系列矛盾：一是教育缺乏和学生猎奇心理的矛盾，二是系统性知识匮乏与社会性信息泛滥的矛盾，三是中国传统性观念跟国外性自由观念的矛盾。

在开设性教育课程的学校中，师范类大学普遍走得最远。张玫玫指出，这得益于国家近年来对中小学性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

随着近年来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的不断攀升，家庭、学校和社会都意识到，中小学老师有对学生进行性教育的责任。如此一来，师范类大学首先开展对师范生的性教育。

这种以培养未来中小学教师为目的的性教育包含生理教育、关系教育、性别教育、安全教育和审美教育。“可以说，如果在中小学阶段就开展这五方面的性教育，到了大学阶段，关于性方面的问题就可以减少很多。”张玫玫说。

荷兰、瑞典等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比较推荐的性教育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大学没有性教育课程，它们的性教育从幼儿园开始，贯穿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阶段，对性问题的涉及已经进入科研状态，而不是知识的获得阶段。

正是中小学性教育的“缺位”，导致大学性教育的紧迫。可以说，目前我国大学进行的是“补课”式性教育，无论对师范生还是其他大学生来说，都是如此。

大学生毕业后要结婚生子，他们所受的性教育能起到家庭教育的作用；有些学生毕业到学校当老师会起到学校性教育的作用；有些学生进入社会其他部门工作会起到社会宣传教育的作用。

从这种意义上说，大学性教育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曲线救国”，通过大学的性教育，起到家庭、学校、社会、同伴教育“四位一体”的作用。对于全社会性教育水平的提高而言，大学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突破口。

“老大拦”

江剑平直言不讳地指出，大学性教育面临的阻力，不在于国家的顶层设计，也不在于学生本身。

在政策层面，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文件，支持在大、中学中开展性及生殖健康教育。

1988年，国家教委颁发了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有关通知，1992年，国家颁布实施了《未成年人保护法》，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出台，其中都有鼓励学校开展性教育的内容。

2017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1）》，其中明确提出，针对青年群体加强性和生殖健康的宣传教育，推广有效的干预措施，切实降低艾滋病和性病发生率，开展青年的性健康教育和优生优育宣传教育。加大性知识普及力度，在有条件的学校推广性健康课程，加强专职的性健康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预防和减少不当性行为对青少年造成的伤害，大幅度降低意外怀孕发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