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不下的职称评审权如何下放(2)

“每一次评审都可能使院系、学校的人际关系复杂一层，晋升名额有限、能力差不多时，让谁上？关切教师自身利益，人们往往会更加敏感多疑，矛盾一旦激发，院系领导很难做事。秉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院系反倒希望将权力和矛盾留在学校层面。”李蓉说。

教授的“含金量”

即便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教授这一职称的分量依然很重，它不仅仅“重”在其带来的薪酬、地位和权力，还意味着一个人在学术上的建树。

但是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喻海良认为，在如今各高校职称评审下放程度不一、标准不一的情况下，教授含金量也被打上了问号，各高校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高校教师梁钰在参加会议时，就“有幸”见到了一位某院校的二级教授，但当看完这位教授的简介和成果后，他的观念被颠覆了，“这样一个似乎只够格评上副教授甚至讲师的人，是如何一路晋升到二级教授的”。

“职称评审权下放的参差不齐，对于一些学科水平较差的学校来讲，弊大于利。”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尹晓煌分析道。

职称评审权下放意味着学校甚至院系有权制定自己的标准，但这一标准并未获得很好的监督，有些系科的评审标准可能会低于学校其他系科，又或者低于其他院校相同系科，从而带来诸多问题。

“好的学校为了自身名声等，形成了良好的动力和风气，要求就比较严格。比较差的院校可能为了追求数量，降低标准，糊弄了事。所以，如今的问题不在于权力的下放，而在于单位有没有监管好下放后的标准。”尹晓煌说。

“为了凑数量，追求短时利益，职称评审就放水，学校与学校之间的教授水平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喻海良说。

在梁钰看来，职称评审权下放后可能产生不公和水分的地方远不止上述方面，“在一些行政干预能力强的地方院校中，二级领导话语权依然很重，某些具有头衔者的一句话有时会决定某位教师能否参评职称，同样也会导致评审中的水分存在”。

此外，梁钰还告诉《中国科学报》，如今的政策和标准总是在变，学校最好能够做好规划，一旦定下就应保持，否则领导一变政策就变，教师们也容易被搞得无所适从。

必要的监督与淘汰

标准越多样化，有时可投机取巧的漏洞也越多。至于该如何及时发现并修补漏洞，尹晓煌表示，在高校职称评审中建立起完善且行之有效的监督体系十分重要。

在美国，市场和同行对高校监督十分严格，而高校对自身要求的不严格往往就意味着被淘汰。

尹晓煌指出，在美国，虽然各高校院系评价标准同样存在差异，但都很严格。以哈佛大学为例，评定终身教授标准为8年之内必须出版两本在本领域有重大影响的学术著作，密歇根州立大学和西方学院则要求参评教师有一本能够在本领域“站得住脚”的书籍，或者6到7篇发表在学术期刊的文章。

“国外高校受市场经济影响较大，高校具有危机意识，无人敢放松，放松就有可能招不到好的生源、得不到民间捐资和政府支持，这意味着学校随时会被淘汰。”

借鉴国外高校的经验不难看出，在职称评审中，一个监督体系的建立不能只靠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还要依靠社会、市场、同行等的力量，建立起综合性监督体系。职称评审设置，在学校层面难以做到适合各院系情况的细化，因此需要各个院系根据自身情况制定标准。没有监督体系，权力就不可能全部下放，也不可能以院办校。

监督是外在的约束，而要激发内部的自省和动力，学校和教师还要具有危机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