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保法”修改前 舆论需回归集体理性(2)

从禁食“野味”，到全面“禁野”，也就是“野生动物贸易，无论是否养殖，都必须一禁到底”，这样的法律修改诉求是需要商榷的。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野生动物和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两者区别管理，有关禁限的尺度是不同的。

事实上，提出全面“禁野”的底层逻辑还是在于，一部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制定的法律为什么要强调“利用”。

对于严格的保护主义者来说，只要野保法包含利用二字，即是为“利用”提供法律庇护，背后就是以支持和鼓励为目的的。

然而，2016年新野保法颁布后，首先明确了它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定本法”。同时，由于现阶段我们对野生动物的需求是一种客观存在，在法律中是无法回避的。

物种保护专家强调，野保法里相关“利用”的条款，其目的是严格限制“利用”。“试想，如果不把‘利用’的内容纳入野保法，就完全失去了管理的依据，这又该怎么办呢？”

合法的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产品在任何国家都是得到承认的。在中国，由于传统文化、中医以及经济发展的需求，这项产业存续了很久，尤其现在很多特种养殖还成为了老少边穷的脱贫项目。

坚决支持全面禁野，是一种传统意识的触底反弹，它有其进步性。不过，“法律是规范人类行为的兜底，是需要公权力实施的，正因为如此，它不能替代文化和意识变革的作用。”

物种保护专家认为，如果因为现阶段还无法彻底扭转传统文化和个人消费习惯，就把高尚的社会理想投射到法律里，是违背法律精神的。“靠法律无限扩大干预范围，意味着监管、执法主体可能需要无限扩大权力和监管范围，恰恰会导致法律难以执行，而且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

美国著名的法学家波斯纳在解释法律如何制定规则的时候说过，法律常常是向后看的。丁利认为，法律在很大程度上遵从传统习俗，因为法律是倾向于“保守”的。这不意味着法律反对变革，而是说，不能性急而太过轻易地让既有规则朝令夕改，否则就会破坏法律的权威性，无法保证人们的稳定预期。

所以，野保法的修改一定是循序渐进的，需要经过充分讨论，形成普遍共识。一旦全面“禁野”，伤害最大的便是那些本来就缺乏公众关注的“华农兄弟”，是没有人帮他们呼吁的一群人。两位专家都表示，至少应该听一听他们的声音。

把管理问题交还给管理

“野保法现有的法律框架是相对清晰、合理的，野生动物贸易的混乱，应该是法律的落实出了问题。” 物种保护专家告诉《中国科学报》。

理论上，在当前实行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经营许可证制度下，获得许可证的个人或机构如果想要合法进行市场交易，需要经过申请和核查，其间涉及多个程序和管理部门。林草部门负责驯养和经营许可或专用标识，农业部门负责检疫，市场监督部门负责发放营业执照。

“现实中，不同法律和不同主管部门之间衔接不到位，监督检查和执法力度不够，规则就形同虚设。” 物种保护专家坦言。

检验检疫是最被诟病的一项内容。按照野保法的规定，所有进入市场的野生动物要求都有合格的检疫证明。但检验检疫属于《动物防疫法》管理内容，农业部对野生动物又没有检疫项目和标准，根本出具不了检疫合格证明。很多人工驯养的野生动物就算合法养殖，也是非法上市，检验检疫根本得不到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