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给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再擂战鼓(2)

《中国科学报》：这段时间不少出版社紧急组织与疫情相关的健康、生活类图书出版，并采用电子首发的形式，您如何评价？

刘佩英：在疫情暴发的时候，迅速、第一时间出版指导民众防疫抗疫的图书，是出版社的使命所在。网上自然也有相应的一些信息，但是，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更权威、更系统，因此，更有指导价值。采用电子首发，就是希望能破解纸质出版流程慢、传播慢的劣势，让有用的信息尽早到达读者手中。

但是现在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很多出版社一窝蜂都去做防疫知识的图书，内容大同小异，医学科技类出版社有医学出版基础，出版这些图书有优势，一些非专业出版社也为了体现存在感，而出版这些科普类读物，就有些资源浪费了。另外，从现有的出版物看，其内容深度和广度还可以再挖掘，现在的视角多为防疫科普类，那么，是不是也可以从历史、管理、法律、统计学等社会科学角度去开发一些读物呢？

《中国科学报》：这次疫情会对出版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刘佩英：这次疫情给我们传统出版人再次敲响了警钟，擂响了数字化转型的声声战鼓。疫情之下，书店停业、物流不通、学校不开学，纸质图书的销售一片迷茫。而手机移动端则进一步成为民心之所系的地方，攻占了民众的信息获取点。出版社已经在采取行动，纷纷“触网”，如开始重视视频荐书、视频卖书。

疫情之后，我认为一方面，出版社会更加坚定“精品出版战略”。另一方面，就是寻找新出版之路，即做更好的电子产品、数字产品，做知识服务平台，做垂直领域专业平台。

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会更加迫切。对此，我有三点预测：一是出版机构的云上办公系统会进一步完善。有些出版机构很早就有完善的线上办公系统，这次居家办公效率就会很高，基本不影响业务流程。而有些中小社就相对发育不良，线下流程仍然繁琐缓慢，居家办公后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会促进其下决心完善自己的线上办公系统种种暴露出来的问题，会促进其下决心完善自己的线上办公系统。

二是很多出版机构会建立专业团队来开发数字产品。专业的事情，要有专业的人来做。以前有的出版机构因为数字出版的收益很小，可有可无，都是纸质编辑兼着做点工作。这次疫情会让有些出版机构下决心引进做数字出版产品专业团队，而不只是让传统图书编辑简单转型。

三是这次免费浪潮会让一些出版机构好的数字平台脱颖而出，比如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文泉学堂知识库，中国农业出版社的“智汇三农”农业专业知识服务平台，以往可能受关注不多，这次在疫情下就“跳出来”了。当然这与他们内功早已修炼得好有关。知识库权威、准确、系统、全面，能够帮助某一个行业或者领域解决实际问题。

《中国科学报》：早在本世纪初，就有言论称电子书将替代纸质书，而实际上近20年了，纸质书发展态势还很好，这次疫情会影响二者的发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