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科学发力还差啥(2)

在于军看来，我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能力不足与体制的有效性直接相关。如检疫病源需要主动找源头，要监测野生动物，也要检疫与监管正常物流中的问题和相关线索。如我国检验检疫部门有待拓展为内外有别的统一体系，将国际间、地区间、省际间的相关部门应该纳入整体系统，只有系统稳固无隙，才能“抵挡”和“剿灭”最狡猾的病源。又如中国疾控中心的定位问题，渠道不通导致效率不高，队伍的职业化、决策的即时性、政令的统一性等都有待于提高。

 

“在一个松散的体制下事情很难做好，就好像一瓢水泼下来拿箩接，接到的不如漏掉的多。”于军说，“所以，国家体制体系的改革至关重要。”

 

科学发力 遭遇掣肘

 

生物安全涉及到侦、检、消、防、治等不同功能性环节，在这场构建国家生物安全“防火墙”的战役中，没有哪个环节不需要思考和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3月2日的考察中所说，“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也是国之重器”。

 

例如针对此次新冠疫情，我国科学界和产业界在病原鉴定、药物新功能开发、血浆治疗和疫苗研制等方面快速推进，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这与我国科技实力的增长具有密切关系。”钱韦说，“‘用兵一时’，这一次都实实在在地用上了。”

 

钱韦表示，夯实生物安全能力，打赢每一次生物安全遭遇战，离不开长期的基础研究。如果没有平时的积累和长期的努力，指望着在火线临时搭建和发展是不可能的。

 

然而，受制于生物安全管理的条块分割以及相关体系建设不完善等问题，我国相关研究依然面临不少障碍。很多一线科学家在研究中因为“缺样本”“没资源”而“插不上手”，难以发力。

 

亲身参加过2003年抗击“非典”和H5N1高致病流感病毒的于军对此深有体会。因为无法积累病毒实验材料，建立病毒实验模型，在研制疫苗时无法设计有效的方案，他的团队不得不专注检测试剂盒和相关的设备开发。“到打不赢的地方打不如到守得住的地方守。这样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大家才能去冲锋陷阵，对吧？”于军颇感无奈地说。

 

为加强对传染病风险的应对能力，于军同时建议，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对新冠等病毒的研究既要深入，也要长期，更要引进新的“生力军”，多学科合作。轻敌就是失败的开始，不能像第一次那样，因为害怕，把已经收集SARS冠状病毒全部销毁，导致后续研究无法深入。

 

比较这两次冠状病毒疫情，于军希望这次能够不重蹈覆辙，重视科研资源的积累、利用，别再留下死角和遗憾。“‘科学大厦’的建设，不仅需要计较一砖一瓦、一管一道，也要计较一进一退、一尺一寸、一兵一卒。”他斩钉截铁地说。

 

“吃一堑，长一智。付出代价，有所收获，这是科学应该做的事情。”中科院院士韩济生对记者说。他同时表示，面对生物安全紧急时刻出现的信息“流行病”，科普解惑也同等重要，否则将给公众心理造成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