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科学发力还差啥(3)

此外，由于大部分生物安全问题是由病毒、细菌、真菌导致的，均涉及到微生物学，而与生命科学的一些领域相比，当前我国设立微生物学专业方向的优势教学研究单位很少。钱韦呼吁高度重视微生物学的发展。他表示，除防范生物安全风险外，该学科发展还能解决生物“智”造、农业生产、环境治理的问题。

 

他山之石 何以为鉴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多位科学家表示，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加快强化我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能力。

 

当前，许多国家已经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围绕生物盾牌计划、生物监测计划和生物传感计划，部署了一系列具有国防和军事意图的项目任务，在生物反恐和疫情处置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军方，如国防先进技术研究计划署（DARPA）近年来就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蝙蝠与冠状病毒、基因编辑等生物武器相关研究。

 

“全球产生病原体的源头也是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方，如南美的亚马逊流域和东南亚地区。美国在这两个地方都有专门的研究机构。”于军说，“而我们很少面向中国以外的地方。”

 

他认为，中国急需建立既相对独立（体制、经费与人员）又广泛合作（与国际接轨）的传染病监测体系。“全世界有两类哺乳动物——啮齿目（含老鼠）和翼手目（含蝙蝠）最危险，它们首先和人一样是哺乳动物，同时又与禽类的栖息和迁徙行为相关。”于军说。但它们种群巨大，物种众多，地理分布极广，給监测和检疫造成极大的难度。虽然我国也有一些观测装置和设备，但对动物筛查和监测的广度、力度、频率等都有待提高。

 

“按照总书记的想法，把生物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就意味着我们不仅有大环境的‘青山绿水’，还要有家园里的‘鸟语花香’，这样的话，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健康祥和，这一大一小两个环境的生物安全问题都要考虑。”于军说。

 

事实上，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也分别把安全、国防等部门纳入公共卫生体系，德国等也将传染病定性为国家安全威胁，这些足以证明生物安全在国家战略部署中的重要地位。

 

对此，在发表于《求实》杂志的文章中，中科院院士贺福初等也建议，我国应建立权威高效的生物威胁防御组织管理体系，建立军地互补的生物威胁防御科技支撑体系，以及多元分层的生物威胁防御教育培训体系。

 

2018年，英美两国先后发布《英国生物安全战略》和《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标志着国际生物安全战略形势已经走向新阶段。在我国，填补相关法律空白的《生物安全法》草案已于2019年10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目前，该草案即将进入二审。

 

对此，裴钢表示，生物安全涉及方方面面，也关系到每个人的利害与权益，一定要依法管理与治理，不能无法可依，也不能随意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