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苦难，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2)

就拿普通人来说，我曾经给学生出考题，让他们写个人的成长史、家庭史，但很多人连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出生日期都不愿意去调查，只说不知道就把作业交给我。我们在精神意识当中缺乏这种观念，很多人写回忆录写得过于感性。

一个家庭是如此，一个社会更是如此。比如，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但从社会学的眼光来看，留下来的几乎是一片空白，能反映这些重大事件的音乐、电影、好的小说都没有，顶多有点零星的个人回忆。从个人到社会，我们都缺乏社会学的、理性的梳理和总结。

《中国科学报》：现在，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蔓延到全球，欧美国家成为疫情第二波的中心。此次西方在吸取当下和历史的教训方面表现如何？

刘士永：除了人类对苦难共通的态度之外，此次欧美国家忽视中国疫情发展，也是其历史与社会成见的产物。19世纪以来欧美的“黄祸论”观点从未消失。从1894年香港鼠疫、1900年旧金山唐人街鼠疫甚至是更近的1968年香港流感、韩国MERS、2003年非典，欧美一贯的思考就是肮脏的亚洲才是病源。这样的心态一直都未消散，而且在中国暴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初期更加发酵，最终导致了中国以封城为代价换得的宝贵时间，遭到忽视且白白浪费了。

类似的问题不是没有发生在亚洲或是国内。非典期间，韩国以个案数少宣称泡菜内的酵素有抗SARS功能，俄罗斯则口耳相传伏特加酒有体内灭菌效果。其它地区则归咎于广东人什么都吃的饮食习惯，甚至是中国公厕的污秽严重等等。这些指控除了强化民族主义情绪与归咎他人外，实在看不出对了解病情与日后防疫有什么实质帮助。人心的轻忽与浮动、各种成见带来的侥幸心理，造成了现在欧美的困境。

余世存：西方有点忘乎所以了，明明知道可以人传人，但错过了这么多时间和机会。这与他们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对技术文明的迷信有关。他们总认为技术能解决一切，技术能把人类带入到一个黄金世界中去，却不知道文明再怎么发展，总会伴随着负面的东西。全球化本身也是，西方文化认为自己才是全球化的火车头，以为自己不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以及其他文明，如印度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认为后者都是有求于西方的，这个观念很成问题。

《中国科学报》：中国古代在面对苦难方面有什么思想？

余世存：其实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很适合应对灾难的，因为中国人有对称性思维，或者叫阴阳思维。比如，有善必有恶，有好必有坏。

应对灾难，中国人也有一些重要的办法，比如问责。道光、咸丰年间，京城附近出现了旱灾，皇帝连下三次诏书问百官最近几年的政策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当，大家畅所欲言。

《中国科学报》：一提到对苦难的反思，我们很容易想到邻居日本。日本与中国、西方面对苦难的态度，又有何相同与不同？

王一方：日本国民面对灾害的镇静与淡定，是在灾害频繁降临中习得的。关东大地震、阪神大地震、引发福岛核事故的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几乎是隔几十年就周期性地发生，更不用说5级以下的中小地震，每年、每月都有可能降临。危机中，他们练就了穿越苦难，继而驾驭、超越苦难的心态和技能。

余世存：日本是脱亚入欧，学西方学得很像，所以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比如这次疫情，日本虽然开始时也有点问题，但总体来讲，能够激发国民自身的理性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