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苦难，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3)

田松：一种文化特质其实是可以被建构的。很多时候，它和舆论场有关。社会机制本身具有一种筛选能力，这种筛选能力极其厉害。当记录那些苦难的、悲伤的甚至阴暗的情绪和信息是不被鼓励的，甚至可能带来风险的时候，那么它的传播就必然会减弱。渐渐的，人们就会适应一种被筛选之后留下的文化。

于是，我们对苦难的记忆力就越来越差，我们对苦难的共情能力也在下降，感受不到唇亡齿寒、兔死狐悲。

我们为什么要记住苦难

《中国科学报》：如果说趋乐避苦是人类的一种本能，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违背人性”、记住苦难呢？

李侠：趋乐避苦可以说是个体的一种本能，但是从社会、民族的层面来讲，这种趋乐避苦的倾向是有害的，有可能加深灾难。它会让人失去理性，失去敏锐性和警惕性。苦难本来是人类为进步所付出的代价，而群体的遗忘，会让这种代价彻底沦为沉没成本。

当我们建构集体记忆的时候，也许会无数次触碰到那些比如失去至亲的人的伤痛。对他们而言，那是撕心裂肺的东西。

这对他们来说是伤害吗？刚开始是，但从长远来看，只有理解和正视它才能真正走出痛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集体记忆其实是一种群体性疏导。

悲伤的东西是不是应该忘记？人天然地想要回避悲伤，在回避的过程中很可能会让我们拒绝去作更多思考。如果只把悲伤当成禁忌，那么它只会在心里成为一种包裹。

我们之所以要建立集体记忆，不是为了让人们沉湎于苦难之中，变成一种心理负担，而是通过反思和学习，改变我们的观念，提升整个社会的认知水准。这是一股积极向上的力量，是不甘让受伤的人们白白付出巨大的代价。

余世存：要记住苦难是因为，我们太容易陷入一种进步、发展的很轻浮的狂喜当中，包括现代性，我们以为现代性就是一马平川地走向辉煌、走向不断的享受，但实际上，人类永远摆脱不了这种负面的东西。用中国《易经》的话来讲，就是有泰也有否，无论是否极泰来还是泰极否来，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王一方：疫情拐点初现之后，情绪趋于安定，处理更加明朗、得当，事后的理性反思开始展开，它有助于人类累积学术与思想洞识，将一个公共卫生事件转变为一个思想史事件、一个灵魂提升的精神事件。相反，对历史的失忆是精神荒芜的标志。

我们如何记住苦难

《中国科学报》：如果说对历史的记忆是需要通过学习完成的，那么我们如何能做到记住苦难？

李侠：集体记忆并不会自然生成，它是需要建构的。进入一种学习模式，对苦难进行重温、探究和反思，这是形成并且维护集体记忆的基本前提。只不过，在有些社会中，人们学习的窗口开得很小。

我们今天说，形成集体记忆在全球化时代特别重要，新冠肺炎应该成为全人类的一个集体记忆，而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过去我们以为，距离是一种保护，但在一个高度互联互通的时代，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首先，我们需要把这场灾难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把时代的偏见、个人的偏见祛除掉，这需要大量搜集、整理的工作。然后，才是从不同维度研究它、解释它、反思它，这一步也是修正和完善集体记忆的一种方式。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建构集体记忆的责任。

王一方：灾难是人性的考场，苦难是人生的导师，我们就在现场赶考，不应该放弃对生死、苦难本质的叩问，对灵魂高下、清浊的拷打，不能只是简单地直面苦难，还应该“近距离观察、远距离思考”，从而穿越苦难、超越苦难，在苦难中获得精神的升华、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