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纪念，才能给历史一个交代？

 
 
如何纪念，才能给历史一个交代？  
 

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9）的《永恒的记忆》      本版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从一个灾难性事件到形成一段集体记忆，永久地固化下来，必须要有触媒，同时它也是纪念的载体。

正因如此，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履生在发出建立“中国防疫博物馆”的呼吁之后，迅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响应和认同。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并终将成为历史。我们将用怎样的方式纪念它，才能达到记录历史、悼念逝者、教育后人的目的，这个问题值得被回应。

来自微观叙事的“疫情日记”

3月27日，一本《武汉封城日记》出版了。

作者是一个2019年底才从广州搬去武汉生活的普通社工，她叫郭晶。她从1月23日开始在微博写封城日记，坚持了60天，吸引了195万的阅读量。

日记的内容无非是对武汉普通市民生活点滴的观察，她访谈环卫工人，关注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该怎么参与小区团购，探讨疫情期间的家暴问题、抑郁问题……她说，写日记的初衷，是因为作为一个社工，比别人更清楚，“要解决一个社会问题，首先要有人讲出来”。

许许多多个更平凡的人，想要在经历苦难的当下，记录不同角色的中国人在这次疫情中是如何度过的。这种记录本身就是一种纪念。

“疫情日记”，这种来自民间的微观叙事已经成为了此次疫情中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这些日记中有很多主流叙事触及不到的，甚至是遗忘的角落，它恰恰是有助于理解疫情社会尤为珍贵的素材。

在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教授田松看来，网络时代，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成为一个记录者，无论是用文字、图片还是视频的方式。

一个人一个视角，个体记录总是零散的，可它们又是如此真实而丰富。倘若我们把它们集合起来，用心整理、合理裁剪，这些内容就会拼凑成疫情之下一幅巨大的社会文化群像。

由此，田松想到，可以号召大家像捐赠书信一样，把自己与疫情相关的一部分朋友圈、微博“捐献”出来，建立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在虚拟或者真实空间中进行展示和分享，那时个体记忆就变成了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这种纪念方式产生的情感共鸣可能比鸿篇大论更打动人心。

沉淀理性的博物馆

然而，灾难中的个体记录常常带着一种浓烈的主观情绪，它很有感染力，却不容易持久，得以沉淀的一定是理性的东西。剥离情绪和痛苦，客观记录并反思，恰恰是博物馆应该做也最擅长做的，如此才会对后世有启迪的意义。

17世纪，英国黑死病掀起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导致伦敦1/4的人口死亡。而在瘟疫事件平息的300多年之后，当年最终成功截断疫病的亚姆村用一座博物馆把那段历史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人们缅怀过去、追忆曾经为之付出的纪念，它就是英国曼彻斯特的亚姆村瘟疫博物馆。

瘟疫博物馆是一种特殊的主题博物馆，它与医学密切相关。陈履生呼吁建立“中国防疫博物馆”，也是因为至今中国都没有一座国家级的医学博物馆，来进行人类健康和疾病的专门收藏和展示。

博物馆承载的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有物质现实，也有精神内涵。当然，它首先应该是以实物为语言的，因此，那些灾难发生时刻的见证物，将是这个博物馆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