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纪念，才能给历史一个交代？(2)

比如，陈履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博物馆里的展品，可以包括医护人员的日记和病患记录，还有一些文件、用品，比如口罩；博物馆还应该集纳一些普通人的资料，以及日本捐给中国写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物资包装盒这类有社会影响力的物品；博物馆也可以展示科学防疫中的一些新仪器和设备、治疗新冠肺炎的各种方案，以及不同阶段的认识，等等。

他还提醒说，应该从现在开始，就系统收集和整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种各样能反映这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物品、资料等，包括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还有一些特殊病例的诊断资料等。

“我们看过太多灾难的纪念物，从博物馆到纪念碑，但和历史研究一样，纪念物建立的当下都有它特定的社会、文化与思维脉络。”美国匹兹堡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访问教授刘士永说，举例来看，广岛原爆纪念馆是为纪念日本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原子战争受难者，长崎原爆平和公园旨在反战和平主义，几年前建立的福岛核灾纪念馆想警醒人们面对天灾的无助，“然而，这些纪念馆都放大了建造者想要的叙事，也忽视或移转了某些历史事实与不欲人知的黑暗面”。

田松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集体记忆在被建构的过程中，哪些是该被纳入的，该如何评价这段历史，其实是可以被筛选和干预的”。

即便如此，建立全国性的纪念物是有价值的。刘士永比较期待能看到有关武汉人民与医护人员抗疫的纪念馆。“所谓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他们才是疫情下人性的亮点，姑且不论他们是否被迫或主动，都值得我们记住他们正面面对人性本能的恐惧与懦弱。”

显现精神姿态的文化作品

相较于实体的建筑纪念物，刘士永更关心大疫经验可否以文化形式被流传纪念，因为文化是更有弹性，更能随着新理解、新社会脉络因时达变的客体。文学、电影、通俗历史……都可以是形式之一。

比如，加缪的《鼠疫》、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在此次疫情期间被无数人重温，再一次显现了文学直击人心的力量。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陈安认为，前者可以作为公共卫生事件教科书式的文学作品，后者，如果我们刻意回避爱情的部分，其实也有教科书式的内容。对于这些作品，人们接受起来会更加容易一些。

影视是另一种容易被记住的形式，陈安提到了美国电影《传染病》《极度恐慌》，是展现我们对埃博拉病毒这类烈性传染病的应对，有极高的参考价值。还有日本的《感染列岛》、韩国的《流感》、意大利等国的《卡桑德拉大桥》，以及中国不多的关于传染病的电影《大明劫》。“经历了这次疫情再回看这些艺术作品，有醍醐灌顶的感觉。”

除此之外，口述历史无疑是收集灾难记忆的重要方式之一，大量的档案素材可供社会学者、人类学者进行文本分析和解读，完成这些人文社会学科的前沿研究。比较有影响力的，有曾经获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还有《倒塌之后：纽约客记忆中的“9·11”和之后的岁月》，这些作品将对受访者的访谈以独白的形式呈现出来。

据悉，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已发起灾难口述史项目，向全社会征集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口述历史档案。

“比较可惜的是，总体而言，国内围绕传染病主题的文化艺术作品屈指可数。”陈安坦言。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当下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还缺少直面灾难历史的精神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