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最重要的，不是“尖端”与否

 
 
科研最重要的，不是“尖端”与否  
——从《中国植物志》看原始创新  

80卷、126分册、5000多万字、9000余幅图版，涵盖国产及归化的种子植物和蕨类植物31141种……作为中国植物的“户口簿”、世界上已出版植物志中种类最丰富的科学著作，《中国植物志》获200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植物志》的问世其实经历了80多年的岁月流转，在四代中国植物学家手中薪火相传。用《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副主编、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心启的话说，它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工具书和辞典，而是“包含了大量第一手科学资料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

那么，这部科学巨著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它是否有一些可复制的经验，供后来人参考？

中国植物学家的“黏合剂”

《中国植物志》编写历时80余年，可以查到署名的就有80余个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植物学家312人、绘图人员167人，而参与协作的人员就更多，协作规模空前。这一代代学者之所以能够“黏合”在一起，科学大师们的精神力量不可或缺。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的植物学家就开始进行准备工作，如采集植物标本、收集文献资料，对某些科属进行探索等。

1934年，中国召开了第一届中国植物学会年会，植物学家胡先骕提出了编写《中国植物志》的建议，从此中国植物学家的步伐加快了。

胡先骕创建了中国最大的植物标本馆和最大的植物学图书馆，购买了大量最基础的参考书；中科院院士秦仁昌在胡先骕的资助下，到国外拍摄了近2万张保藏在国外的中国植物标本照片，为编研《中国植物志》立下了汗马功劳；多位植物学家也开始了专门科属的研究，陆续发表了论著，包括一些普及性的读物，为编写《中国植物志》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

然而，胡先骕和秦仁昌却并未担任过《中国植物志》编委会的正副主编职位。陈心启回忆，两位前辈对此毫无怨言。“这种高风亮节令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在名家荟萃、强手如林的环境中，总觉得自己藐小，因而总是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这种学术环境对于自己的成长是十分有益的。”陈心启说。

《中国植物志》编委、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李德铢也受到过大师的“熏陶”。1987年，他成为中科院院士吴征镒的博士生，参与了《中国植物志》的相关工作。

李德铢回忆，1992年，他跟随吴征镒去英国、法国和奥地利的几个标本馆找标本。当时，吴征镒把最 “困难”的几个大属“承包”了下来，重点看罂粟科紫堇属、石竹科无心菜属和桑科的标本，特别是模式标本，他都是亲力亲为。“当时吴老70多岁，拄着拐杖，坐公共汽车、地铁去看标本，那些情景都历历在目。”李德铢说，作为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吴征镒为《中国植物志》作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可在报奖的时候，他却坚持把其他人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

1997年，30多岁的李德铢正式加入《中国植物志》编委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编委之一。

“如果没有老一辈植物学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及植物学界团结协作的传统精神，我相信这部植物志很难完成，更不可能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坦言，“老一辈孜孜不倦的追求深深地影响了我，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做下来，现在接力棒到了我们手中，应该很好地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