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最重要的，不是“尖端”与否(2)

实际上，《中国植物志》在整个编研过程中都贯穿着这种“全国一盘棋”的大协作精神。比如主编和编委会成员均不在志书署名，完全是义务性质。据《中国植物志》编委、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胡启明回忆，当时任务虽是由中科院牵头，但参加单位遍及全国各地有关的农、林、医药部门和大专院校，中科院主动把任务分配给已有工作基础的单位和专家，或由几个单位协商合作。“基本上不存在本位主义，也没有争经费、争项目的现象，大家团结合作，效率很高。”

只有“尖端”才叫创新？

“世界上任何国家要进行经济建设，都必须首先充分了解自身拥有的自然资源，如矿产、植物、动物等，因此编写出版志书能够作为最基础的参考书。”陈心启说。

《中国植物志》涉及的蕨类和种子植物，是和人类关系最密切的植物群。它们涵盖了全部粮食、水果、木材、花卉和纤维植物，以及绝大多数的食用蔬菜和药用植物。

这些信息重要吗？当然。但他们做的研究是前沿科学吗？未必。但这并不妨碍《中国植物志》成为中国原始创新的典范之一。在陈心启看来，《中国植物志》编研工作的特色是室内室外（野外）、不同学科、前人和同辈人间的协作，是一项扎实、细致、深入的研究工作。

“科研工作最重要的是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矢志不渝的热情和毅力，而不是研究对象或方法‘尖端’与否。”陈心启告诉《中国科学报》。

李德铢也说：“当时不知道，也不关心什么影响因子高的论文。那时候的评价，更多是同行专家、国际的认可，这比现在直接看论文更符合科学规律。”

的确如此，《中国植物志》作为一部植物学的百科全书，深入考证了中国维管束植物的文献和资料记载，研究了现存植物标本和活植物，促进了中国植物学的健康发展，带动了生物学相关学科的进步，也对世界植物科学研究及其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2005年，美国《科学》评论说：“中国植物学家完成的《中国植物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世界上没有任何已完成的植物志规模可与之相比。通过完成《中国植物志》，中国植物学家对人类认识和了解世界植物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植物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前无古人的植物志能否避免“后无来者”？

实际上，《中国植物志》对中国植物学研究者的锻炼是显而易见的。研究人员首先必须观察和研究植物的形态特征，必要时还要进行野外考察或栽培观察，以便确定其分类位置和亲缘关系，有时必须借助于其他分支学科，如解剖学、孢粉学等手段，加以解决。为确定正确的拉丁名，科研人员还须深入了解前人的工作和有关文献，在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的框架下，决定名称的取舍。

在这种严格的科研历练下，《中国植物志》对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植物多样性的研究保护和利用的贡献都是巨大的。以参与组织《中国植物志》工作和实际承担编写任务最多的几个单位之一的中科院昆明植物所为例，通过《中国植物志》的编写，成就了该所植物分类与植物地理研究室（现中科院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的三代植物学家。

“植物分类学是一门古老、经典、基础的学科，往往被人误解或看不起，这是不应该的。”陈心启说。

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在研究植物时，就得益于一本《植物名称汇编》。此后，他把毕生积蓄拿出来资助《邱园植物名称汇编》的编写。时至今日，英国皇家植物园仍拥有多位植物分类学家，有能力鉴定全世界送去的植物标本。

而我国却有后继乏人的危机。陈心启认为，其原因是成果慢、少，难以发表，得分低，让人看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