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只绿孔雀逼停10亿水电项目？案件双方均上诉，环评留隐患(3)

《环境影响报告》是这么写的：“由于时间局限和野生动物特点，无论鸟类还是其他隐蔽性更强的类群的动物均不可能在短期内通过实地观察得出满意结论……”

一审判决中，法院明确认定“原告自然之友的证据足以证明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对绿孔雀栖息地、陈氏苏铁生长具有重大风险。”，同时认为现有证据未能支持昆明设计院在环境影响评价中存在违法行为，不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这个判决的意思就是，当年的环评结论存在重大失实和缺陷，但程序是合法的。

“花钱请人说真话，又是图啥呢？”

在我国，行政机关对环评的约束主要是程序审查，这意味着，环评机构实质上能做到什么程度，是很难掌控的。

对环评方而言，满足法律和规程的要求比较易行，而真正把一个地区的资源本底和保护需求调查清楚则很艰辛。

绿孔雀也好，陈氏苏铁也好，珍稀野生动植物往往藏在人迹难以抵达的地方。确认它们的存在，需要不畏繁难的考察、专业敏锐的眼光和高度自觉的意识。当然，还有更高的金钱、人力成本。

有着多年环境影响评价和生物多样性评估工作经验的某高校生态学副教授王为江（化名）对此感受颇深。

几年前一个工程的生态调研公开招标。王为江报价15万~16万元，没有竞争过另一家报价10万元的单位。

“10万块钱我没法做。”他说。

“野外考察不能少于6~8次，要覆盖各个季节，要达到90%的调查精度，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本地情况。这些都要钱，有时候多查出5种鸟类，成本就要翻上好几倍。”

“在环评和生物多样性评价上压缩经费，根本请不来真专家。但你从建设方的角度想想，花钱请人说真话，又是图啥呢？”

通常，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是由建设单位出资，委托技术单位开展。“从制度设计上，环评的依附性是比较强的。因为是建设单位作为委托方花钱请环评机构来制作这个环评文件，主观上还是想促成这个项目，委托方对环评机构会施加一定的影响。”上海环境法律师张秀秀表示。

“很多环评都有倾向性，甚至就是走走过场。参与环评相关考察的科学家也会被当枪使。”王为江说，“有时候你做了严格的科考，跟人家想要的结果不符合，直接就不要你做了，甚至以后连会议都不让你参加。”

而且，环评是一个看重职称的领域。“一些甲级资质的环评单位，对专家组成员的高级职称特别重视，但对具体专业的要求反而相对宽松。”王为江说，“有些‘专家’到了现场，植物不认识、动物不认识、生态不了解，根据工程要求编写一个报告就交上去了。”

说“真话”的年轻科研人

“他算专家吗？什么职称？他提供的证词有没有公信力？”

庭审结束后，顾伯健从同伴那里听说，他的专家证人身份被被告方“质疑”了。

在媒体的叙述中，顾伯健是中国最后一片绿孔雀完整栖息地的发现者，是绿孔雀生存危机的“吹哨人”。但在法庭上，28岁，硕士毕业，身为合同工的他，看起来并不够权威。

顾伯健是2015年硕士毕业的，因为绿孔雀和其他一些生态保护事务，他推后了读博时间。2018年开庭时，他还留在版纳植物园，是一名从事科普工作的合同工。现在他则是复旦大学保护生物学的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