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只绿孔雀逼停10亿水电项目？案件双方均上诉，环评留隐患(4)

除顾伯健外，原告方的另一位专家证人刘健是昆明植物所的助理研究员，专家辅助人王剑是红河学院动物系的副教授，他们都因“职称太低”“太年轻”等遭到了被告方的质疑。

但在法庭上，张伯驹看着这些年轻人的表现，满怀欣赏和感激。

刘健出庭作证：绿汁江流域分布有上千株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陈氏苏铁”，是至今该物种在国内发现群体数量最多的地区。被告水电项目将对淹没区的苏铁种群造成毁灭性影响。

被告问：苏铁能不能移植？

刘健回答：按理说，所有植物都是可以移植的。

被告又问：既然可以移植，请你讲讲如果移植会怎么办？

刘健说：移植苏铁有3个主要的困难。第一，我们到哪里去找这么大区域的，有相同土壤酸碱度、湿度、郁闭度的生境呢？第二，陈氏苏铁作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要移栽的话一株都不能少，我们首先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做调查研究，然后才能确定这里一共有多少株陈氏苏铁。第三，很多苏铁都长在悬崖峭壁和石头缝里面，如果我们要把它给挖出来，可能得把石头给砸开才行，但是砸开石头苏铁大约也就死了。所以怎么把苏铁都完好地取出来，这还是个未解难题。

这场交锋决定了庭审的走向。在此之前，原被告胶着在淹没区域对绿孔雀是否不可替代的问题上。让绿孔雀搬家不可以吗？被人养起来不可以吗？因为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庭审一度陷入胶着。

而刘健的证词证明，不管绿孔雀可不可以搬家，上千株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陈氏苏铁是很难搬家的。

“我觉得这些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做得相当专业。他们不说这样做不对、不好，也不会掺杂个人的情绪、观点，就是摆事实讲道理。”张伯驹说，“我认为这就是专家，就是科学素养。”

更有话语权的专家，反而不愿意公开表态

还有一些科学家则在沉默。

张伯驹说，他们并非不想邀请一些更加“资深”的专家来坐镇。“但一些在这个领域相对更有资源和话语权的科学家，反而不太愿意参与或者公开表态。”

在为另一个保护区博弈的过程中，他曾问一位老先生：“您是业界泰斗，为什么不能出来说句话？”对方回答：“你知道这个事，我得为我培养出来的这些年轻教师考虑。”

在“绿孔雀案”中，部分科学家则用相对沉默的方式给予了支持。《近三十年来我国濒危绿孔雀的现状及分布变化（1990s?2017）》（中文译名）《云南元江上游石羊江河谷绿孔雀不同季节觅食地选择》等论文在诉讼中成了证据链中的重要部分。记者试图联系其中一篇论文的通讯作者，对方以没有得到单位授权为由婉拒了采访。

“我非常理解。”张伯驹说。

“哪怕他们不出来说话，这些科研成果已经可以支持我们做很多的工作了。”

“有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对保护行动和公益事业就是很好的支持了，不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站出来。”

还有一些有影响力的鸟类学家则不认同他们的行动，说：“不要把水电站和绿孔雀保护对立起来”。

但是建水电站就会淹掉绿孔雀栖息地，怎么能“不对立起来”呢？张伯驹想不通。

后来他知道了，这些学者的意思是可以人工繁殖绿孔雀，或者把绿孔雀迁走，“异地保护”。

科学家角色至关重要

无论是环境影响评价，还是环境公益诉讼，科学家在环保中的角色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