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机制改良：内活跃力如何引发(2)

“有些医生辞职去做转化，有些医生转让了成果。无论哪一种，他们做出的最终产品留在了中国，提供了服务。”葛均波说。然而，令他感到遗憾的是，最近有已将成果转化的医生反映，在评先进时他们被指在公司持股，存在利益冲突，不能参评。

“有一个词叫‘职务创新’，强调研究者的创新、发明是职务创新和发明，创新者对它们有多大的使用权呢？这很难划清界限。”葛均波对《中国科学报》说。他期望有相应的法律来保护创新者，保护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以色列为例，葛均波表示，其在高校设立的技术转移转化机构每年收益达数百亿美元。其得到的资金将按一定比率分配给所在大学、发明者及其所在的实验室。一般来说，40%给大学，40%～50%给发明者，10%～20%给实验室。

“通过这种方式激励更多人从事科研、热心科研，进而推动国家的科技进步。”葛均波说。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正在就此“放权”。近日，科技部等9部门联合发文指出，分领域选择40家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展试点，探索建立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的机制和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推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必须让这些好政策实实在在落地才行。”葛均波说，他期待进一步完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维护创新者的合法权益。

营造创新文化，让科学家大踏步向前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同时，我国近年来还在不断深化科技领域的“放管服”改革，为科研人员“减负”。对此，多位科学家表示，这些政策本身有利于释放创新活力，但仍需将政策“红利”落在实处，切实为科学研究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采访中，三位科技界委员纷纷就此建言献策。

把各种检查“放”开去。葛均波表示，开展原创性的探索性研究，就要坐得住“冷板凳”，要容忍失败。但有的项目希望尽快出成果，“三个月一小查，半年一中查，一年一大查”，这样就会逼着研究人员去做一些急功近利的研究，甚至不惜造假。他希望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给科研一定空间，让他们按照科学的节奏去工作。

把学风“管”起来。尽管这些年各部委出台的加强学风建设的文件有很多，但学术不端、科研造假现象仍层出不穷。这与相关处理缺乏透明度、造假成本低不无关系。“抓几个典型例子，比说一千句都管用。”周忠和建议，加强管理，营造风清气正的学风。

把管理“服务”提上来。每年的政协会议上，都有委员呼吁做基础研究要有充足的经费，不用忧心每天填表申请经费，才能定下心来搞科研。张新民告诉记者，“阿里”这样的大工程项目在立项之后，仍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作下一阶段经费的论证申请。“如果负责相关基金的管理者能够想到工程建设中的这些问题，再让我们去申请相关的经费，就大不一样了，我们肯定安心了。”张新民说。

《中国科学报》 (2020-05-28 第4版 两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