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相助大学“生长的烦恼”(2)

2006年，由西安交通大学与英国利物浦大学连系开办的西交利物浦大学在苏州创立。那时，曾代表西安交大与英方相同、协调多年的席酉民，其身份依然是西安交大的副校长。然而在两年后，英方人员主动找到了他，并邀请他接受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执行校长。

 

“我的这一地位其实应该是由英方选派代表来出任的，但颠末一段时间的解说和打点实践后，英方认为我更适合接受这一职务。”席酉民说，在颠末当真思量后，他抉择辞去在西安交大的一切职务，转而执掌西交利物浦大学。

 

席酉民自己作为中国人，却由英方录用，代表英方出任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这一地位，这使得他在打点西交利物浦时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而这一优势是其他中外相助大学校长很少具备的。

 

“这其实是由今朝中外相助大学的管理布局所抉择的。”席酉民先容，今朝中外相助大学普遍实行的是董事会率领下的校长认真制，由中方校长和外方校长同时认真，然而在详细分工方面却存在很大差别。

 

“在中外相助办学之初，由于履历不敷，在与外方相同时，我们往往越发垂青学校在海内的正当与合规性。因此，中方校长所担负的职能，大多会合于处理惩罚与内地当局的干系、打点海内学闹事务等方面，而在学校整体办学计谋与学术事务层面，其影响力较之海内大学校长要有限得多。”席酉民说。

 

正是这种地位的变革，使得中外相助大学的中方校长除了“率领者”的身份外，更多了一重“协调者”的身份。

 

以温州肯恩大学为例，今朝该校的学术以及解说事务主要由美方认真。然而，作为一所创办在中国的高校，又必需切合海内相关制度的要求，这就一定会导致某些差别和摩擦，此时，检验的即是中方校长的伶俐。

 

王立暗示，在一些机构或职务的配置上，中美两国国情差别很大，一些在海内高校很常见的地位，美方并不思量。“举个简朴例子，美方是不承认在高校配置向导员的，但在海内高校这却是必须的。”王立说，为办理这一抵牾，他想出了新的地位——学生生长参谋和住寝导师。

 

“毎10名学生设一个生长参谋，其发挥的浸染雷同于海内高校的向导员，这样就能有效地规避两边抵牾。”王立说。

 

多位受访校长均暗示，今朝外方在中外相助大学把握学术及解说事务话语权的近况，自己是由今朝大学的管理布局，以及此前的相助章程所抉择的。在此前提下，今朝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发挥自身的相同协调浸染，将中外两边统一到一个法式上。

 

正如席酉民在受访时所说，“中方校长需要操作现行的管理布局，形成一套本身的代价见识，再通过这套代价见识统一中外两边的理念，最终告竣一致。这对中方校长而言显然是一种庞大的挑战”。

 

仿照照旧创新

 

多年前，时任香港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史维到西交利物浦大学会见，席酉民与其举办了一次坦诚的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