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锁院士忆高考：走出塬上 立地顶天
■张福锁
张福锁
1978年7月参加高考，当年10月进入西北农学院土壤农化系学习。现任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科技委副主任，农业农村部科学施肥技术专家组组长。一直从事植物营养与养分管理理论与技术研究工作，在植物根际营养理论、农田和区域养分管理技术创新与应用方面取得了系统的创新性成果，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农业科学奖、何梁何利科学技术奖。在《科学》《自然》《美国科学院院刊》等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著作60余部。201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看过长篇小说《白鹿原》的人，对黄土高原塬上的生活环境都或多或少有些了解。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自然条件还不如白鹿原。因此，走出塬上便成为我儿时的梦想。
1978年，实现梦想的机会来了。幸运的是，我和哥哥通过刻苦努力，同时走出了靠天吃饭的黄土地。读完大学，我来到北京读硕士，后来又去德国攻读博士。
回眸足迹，一切都缘于40年前的那场高考。它开启了我们这代人的梦想之旅，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使我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甘洒青春和汗水，将农业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作为一生的主题，乐此不疲，无怨无悔。
重教育的家风
我来自周秦文明发祥地的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从小生活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横水镇的吕村。这里靠着北山根，交通不便，没有任何灌溉条件，完全靠天吃饭。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兄弟姐妹5个人，常常吃不饱穿不暖。走出去，吃饱饭，成了我们儿时的梦想。但按照“文革”时期的政策，我家“阶级成分”高，参军、当工人无望，上学是唯一出路。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父亲在旧社会时还被国民党抓去做过好多年壮丁。因此，家里几代人都希望孩子们能读书，通过读书求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文革”时，到处都在闹革命，学校不怎么上课，但父亲却要求我们读书学习。他给我们订了《红旗》杂志，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现在的《求是》杂志。父亲不仅要求我们读，还要我们记笔记和写感想。
同时，父亲还要求我们跟着他学习《赤脚医生手册》，每天晚上都要给我们出题，要求第二天必须作出书面回答。为此，我抄写了好几本笔记。这个过程我不仅练了字，还学了不少医学知识。
正因为我们那时没有放弃学习，在有限的读书条件下一直保持着阅读习惯，所以，语文和政治的成绩一直都很好，这也为我们后来高考打下了底子。
可以说，爱学习、重教育的家风成就了我。最终，我们兄弟姐妹中有4个人通过考学“走出来”了。
高烧说的胡话都是功课
凤翔县共有五所高中，我在第五中学——横水中学。当时高中的学习状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粉碎“四人帮”之前，学生还都不怎么学习，基本上以劳动锻炼为主，比如养猪或干农活；第二阶段是1977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后，听到这个消息，同学们都玩命地学，晚上关灯后还点着油灯学。
可能因为学习太刻苦，再加之营养跟不上，1978年初我就病倒住院了。当时一直高烧不退，听家人讲，我白天晚上尽说胡话，说的全是功课的内容。
当时农村医疗条件不好，一个星期后我的病情迟迟不见好转，父亲着急了。我其实不愿住院，就回家让父亲用中西医结合法继续治疗。他曾是公社医院的中医大夫，被政治运动迫害回了农村，成为我们村的“赤脚医生”，先后为我们村和方圆几十里的乡亲治病防疫近30年。几天后，虽然我的身体还很虚弱，但不再发烧了，就回到学校继续复习准备高考。
因为学校离我家有四五公里，步行需要近一个小时，所以我一般都住校，周末回家去拿一个星期吃的食物，就是陕西人爱吃的干粮——锅盔。
就这样学习，一直到高考来临。
高考的时间是7月20日至22日，考点在县城。县城离我家近20公里，那是我第一次去县城。我住在同学父亲单位的宿舍楼，这里离考点很近，步行就可以到。
那一年，我哥哥也参加了高考。他的情况跟我有所不同，那时他在我们镇第二中学当民办教师，所以他参加高考是双重身份，既是带队老师又是高考学生。
记得考试时，我并没有太紧张。两天半考完后，哥哥直接回家了，而我则和同学聚了聚才回去。
一家“饹出”两个大学生
我到家时，哥哥正在干活。看见我回来，他赶紧把我拉到屋里，跟我对考试答案。等一一对完后，哥哥激动地从炕上跳下来，说“今年能考上两个”。我当时并没有哥哥那么兴奋，只是觉得努力学了，也尽力发挥了。
分数下来，正如哥哥预料的，我们哥俩都考上了！他考了322分，被录取到陕西师范大学化学系；我比他多7分，是横水中学第一名，被录取到了西北农学院土壤农化系。而我弟兄俩是我们村首届大学生。
在9月份录取通知书下来之前的那段时间，是比较煎熬的。我一直在家干农活，哥哥则去中学继续教书上课。我的录取通知书是邮递员给哥哥送通知书时被他意外发现的，因此他就先派人送口信回来，让我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
父亲所在的医疗站虽然离我家不远，但需要翻一条沟过去。当我到医疗站悄悄告诉父亲这个消息时，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让我千万别声张，背着药包拉着我赶紧往家走。等走到沟里没人的地方，他才问我消息是真是假。
刚刚经历过“文革”，几乎没人敢有梦想，何况竟然梦想成真！
等我和父亲到家时，哥哥已经回来了。全家人欣喜不已。那天晚上，一家人都高兴得没睡着。
但到了第二天，琢磨了一晚上的父亲却说，因为家里孩子多、负担重，只能供养我去读大学。哥哥不甘心，就把他们学校的梁校长请到家里来做父亲的工作。梁校长跟父亲聊了一晚，父亲才同意哥哥也去上大学。
张家两个儿子同时考上大学的消息不胫而走，方圆几十里的乡亲纷纷来家里祝贺和取经，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抛向了我的父母亲，问得最多的是：“你们是咋培养孩子的？”母亲的回答很简单：“饹锅盔饹出来的！”
大学时饱读课外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