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领域“放管服”要用好“三个清单”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  
教育领域“放管服”要用好“三个清单”  
 

周洪宇

■本报记者 温才妃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提出，改革下一步就是要再出发。如何再出发？政府职能转变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在“放管服”改革中，要做到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好，该服务的服务好。就高教领域而言，就是政府怎样让高校发挥办学自主权，并让办学自主权发挥好、利用好。这也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那么，在这一过程中，该怎么认识放、管、服三者的关系？改革又有哪些突破口？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

解决权力配置的科学性与效率性问题

《中国科学报》：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您最看重、最期待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周洪宇：党的十九大强调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开启了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我关注了教育治理现代化，即在先进的教育治理理念引导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治理主体通过科学有效的治理方式，使教育思想观念、教育内容、方法与手段等逐步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

教育治理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和重要基础，而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实现人的现代化，是从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到行为方式的全面发展与升级，随之而来的教育治理方式的转变是根本性、全局性和深刻性的。用行政管理缺位、越位、错位制约学校办学的积极性，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中国科学报》：在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周洪宇：首先要解决的是教育行政权力配置的科学性与效率性问题。

权力下放不充分，则抑制教育发展活力；财权、人权、事权不匹配，则制约教育改革。要真正释放基层教育改革的活力和创造力，就要敢于自我革命，要积极实行简政放权，把该放的放掉，把该管的管好，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构建“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的新型关系。

《中国科学报》：在教育领域简政放权的同时，需要做好哪些工作？

周洪宇：在教育领域简政放权的同时，也需要“放管结合”，即在“放”的基础上，对“管”进行变革和创新。着力破解体制机制弊端，提高公共教育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已成为当前政府和民众的普遍共识。这就需要深入推进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

“放”是政府部门角色定位问题，就是要厘清政府、学校、社会的边界和相互关系，重点是如何补缺位、纠错位、控越位，让政府归位，考验的是政府定力和推动改革的动力。

“管”的核心是政府监管转型问题，监管变革要适应经济社会新常态、科技新进展和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新形势，涉及管理体制、政府层级、部门职责、运行机制、法制保障等方方面面，目的是激发学校的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服”的核心是政府通过树立教育治理理念、构建有效教育治理机制和体制，全面提升教育治理能力，不断优化教育服务水平。

依法利用好“三个清单”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深化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其突破口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