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领域“放管服”要用好“三个清单”(2)

周洪宇：如何推进放管服，突破口在于进一步明晰政府、高校、社会的权力边界。《高教法》中虽然讲明了高校有哪些权力，但是政府、高校和社会之间，权力的边界尚不明确。原则上说，政府该管的管好，但是政府该管的又是哪些？

比如，高校设置的问题，《高教法》中讲得很明确，在省一级政府的领导下，根据本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实施的可能性，来批准、设置本省高校。然而，一所高校成立不只需要向省政府申报，还得向教育部行政部门备案。备案时，教育行政部门会考虑本地、本省有没有实力设置这样一所高校，无形中把备案权变成了审批权。为此，要把权力边界划清楚，理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需要政府进一步列出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如何开出这三份清单？

周洪宇：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总体上的“管”，关键在于依法利用好“三个清单”，依法管好“看得见的手”、用好“看不见的手”、挡住“寻租的黑手”。具体包括：

第一，实施教育“权力清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实行权责法定，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所谓权力清单，就是要以政府和部门清单的形式，依法界定各级政府和部门实施审批的事项、依据、内容和程序，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明确政府权力的边界，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在教育方面，国家没有授权的，政府不得法外设定教育权力（越位）；凡是权力清单规定应该作为的，不允许政府推诿扯皮和敷衍塞责（缺位）。

第二，厘清政府的教育“责任清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政府机关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勇于负责、勇于担当，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渎职。

就教育来说，对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政府依法全面负责并直接提供，主要通过财政向公办教育机构拨款，或者向需要资助的群体直接提供资助。对非基本公共服务，政府依法承担有限责任，通过统筹常规拨款、专项资助和专门补贴等多种方式，将其作为重点放在符合条件的处境不利群体中，以及市场机制不易调节的领域；对绝大多数非公共服务，主要靠人力资源市场信号对供需关系进行调节，政府不承担直接资助和办学的责任，但必须建立健全准入标准和竞争规则，依法加强行政监管，并强化行业自律，对社会效益好的办学行为给予鼓励或奖励，对违法违规及失信行为进行惩戒处置。

第三，实行“负面清单”制度。负面清单所载明的就是底线、禁区。教育领域实行负面清单模式，清单之外的政府不再审批，各类主体都可依法进入，这样就可尽量缩小政府审批的范围，加上清单相对明确和透明，有利于减少审批自由裁量权，防止不当限制和行政垄断。因此，要对教育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定价或指导价服务性收费、职业资格、教育公共服务事项等，实行目录清单管理，实现清单之外无权力、清单之内必须为。

转变行政职能与削减审批事项

《中国科学报》：除此之外，您认为政府转变职能，有所为有所不为，还应该做些什么？

周洪宇：还应做到两点：着力推进政府转变教育行政职能、大力削减教育行政审批事项。

实施简政放权，首先就需要对政府角色进行重新定位，政府不再垄断学校管理权，而是与社会、学校合理分权，只保留对教育事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事项的决策权和控制权，把原先由它独立承担的一些责任，转移给社会和学校，将强势政府对学校的单方面控制转变为政府、学校、市场、第三部门以及教师、学生、家长、社区等共同参与的多方共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