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清学研究及其方法论启示

近现代科学观视域下  
宋学、清学研究及其方法论启示  
——以新考据派史家胡适的宋学和清学研究为中心  

■徐国利

宋代与清代是中国前近代学术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在诸多领域达到了中国学术发展的高峰，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产生了广泛和重大的影响。胡适以近现代科学方法论和史学观为依据对宋学和清学分别作了研究和评判，着力发掘其中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论意义，以之作为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传统资源，体现了工具理性的价值观，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他否认中国传统学术道德理性的价值及其对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意义，是一种唯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

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开风气的史家之一，终生以传播和建立中国现代学术的科学方法论为己任。他在考察和评述宋学和清学时，以现代科学方法论和精神为视域，认为宋学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科学方法论，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清代学术最富有近代科学精神，但未达到西方现代科学方法的水平，成就有限。

宋学科学方法论的提出

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

胡适通过对中国学术史的宏观考察，运用学术进化论的方法，以现代科学为标准，充分肯定了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的科学方法论意义，称其开中国现代学术和思想的先河。这种科学方法论奠定了清代学术的基础，清学与宋学实为一脉相承的演进关系。

胡适说，宋儒披心沥血恢复佛教东传以前中国文化、思想和制度的复古运动虽然行不通，但在思想上却有创新，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在儒家《大学》中“发现了一种新的科学方法”——“格物”，“‘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这就是培根所说的‘新工具’；也就是笛卡尔所提倡的‘方法论’。‘现代’的中国哲学家要寻找一种新逻辑、新方法。”最有价值的还是宋儒将“格物致知”这一“道问学”方法论从《礼记》的《大学》提出来，“方才算是寻得了中国近世哲学的方法论”，它开中国现代科学的先河。

胡适也批评了宋学的非科学性，称其缺乏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实证的方法）和历史的态度（历史的方法）。首先，宋儒运用“格物致知”时缺乏假设。他说，科学方法包括假设和实验两部分，“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其次，宋儒不明校勘而流于空疏。他说：“宋儒注重贯通，汉学家注重校勘训诂。但是，宋儒不明校勘训诂之学，故流于空疏，流于臆说。”第三，宋儒缺乏历史的态度。他说：“宋明儒者的毛病在于缺乏历史的态度。他们的思想富于自由创造的成分，确有古人所不曾道过的；但他们不认这是他们自己的创见，却偏要说这是古经的真义。这并不是他们有心作伪欺人，只是缺乏历史的眼光，不知不觉地把他们自己的创见误认作千余年前孔子、孟子的真谛。”

清代朴学最富科学精神

及其缺陷

胡适对清代朴学作了高度评价，称：“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因为它善于将归纳与演绎相结合，是真正的科学方法，在古代史料整理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不过，与西方科学方法和研究成就相比，它未能科学看待方法与材料的关系，治学只限于纸上的材料，也缺乏现代科学实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