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清学研究及其方法论启示(3)

胡适为包括史学在内的中国现代学术的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他的思想和实践是典型的“工具理性”论，只看重“工具理性”在学术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无视甚至否定“价值理性”的地位和作用，是一种唯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关于人的社会行动的基本概念。他认为，人的社会行动的发生在于它值得去做或有意义，包括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的、情绪的、传统的四种类型，其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行动最重要。所谓工具理性，“它决定于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的表现的预期；行动者会把这些预期用作‘条件’或者‘手段’，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和特定目标”。可见，工具理性不看重行动本身的价值，而看重行动能否成为达到目的的有效手段及其选择的手段是否最有效率，因此也被称为“功效理性”或“效率理性”；它关注的世界是客观世界。所谓价值理性，“它决定于对某种包含在特定行为方式中的无条件的内在价值的自觉信仰，无论该价值是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只追求这种行为本身，而不管其成败与否”。可见，价值理性只看重行为的“绝对价值”，即行为自身的价值，不计较手段和后果；它关怀的是人文世界，尤其是道德精神世界，故亦被称为道德理性。

两种理性是中西方文化都具有的。不过，西方历史文化特别是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文化，本质上是工具理性主导下发展起来的，其表现就是科学主导了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使西方实现了近现代化。工具理性的运用对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具有重大和积极的意义，工具理性兴起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现代化进程来说都是必要的，它不仅带来了社会器物层面的变化，创造了以往任何时代不可比拟的物质成就，也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精神面貌。但片面强调工具理性，甚至主张唯工具理性论，以致价值理性被遮蔽，也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问题和危机，从19世纪晚期开始，西方一些思想家，如尼采，就开始批判西方工具理性文明。进入20世纪，批判的声音越来越强烈，韦伯较早注意到工业社会中工具理性张扬的倾向。到当代，这种批判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潮，如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对此都有深刻批判。

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却看重价值理性范畴的道德理性，可以说，中国历史文化是在人文道德理性主导下发展起来的。进入近代以来，由于受到西方的强烈冲击，中国步入了全面学习西方的进程，其表现就是实现以工具理性为精神的科学和民主的近代化过程；在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上，主要表现为西方历史文化中心论和全盘西化论。

胡适以近现代科学观和方法论对清学的评判无疑是以工具理性为原则的，他眼里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实为西方科学观视域下的学术思想史，其中传统道德理性和人文精神被轻蔑地排除了，如他对清学及其与宋学关系的阐述是只见“道问学”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而无视“尊德性”的道德精神和人文传统。他对中国现代学术和史学的建构是以工具理性的科学方法论为唯一方法。在他看来，科学可以解决包括伦理道德和人文精神在内的一切问题，这是十足的“唯科学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