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清学研究及其方法论启示(4)

唯科学主义是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产物，以它为方法和准则来评判中国历史文化和建构现代化的各种思想和实践均属西方中心论，在理论和实践上必然导致全盘西化论。如胡适说：“我很不客气地指摘我们的东方文明，很热烈地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因此，中国的出路就是全盘西化，“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地走上世界化的路”。

这种片面崇尚工具理性的唯科学主义和全盘西化论给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带来了危害。因为，作为人文学科的史学包括事实层面的认识和价值层面的理解，事实层面的认识必须有科学的认识方式，但建立在事实认识基础上的道德情感认同却需要人文的价值判断。现代史家陈寅恪基于人文价值理性，对宋学和清学作出与胡适截然不同的评判。他认为，中国文化和学术在宋代达到顶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在史学上，“宋贤史学，今古罕匹”；“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究其原因，不仅在于宋代史家的长编考异法为后世中国史学提供了最重要的方法论，更在于宋代学术崇尚民族气节。以柳诒徵和钱穆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新儒学史家则系统阐述了中国传统道德理性的价值及其在中国现代学术建立中的决定作用；他们对宋代史学和文化予以高度评价，批评清代学术不讲义理和片面追求考据，是中国史学发展的衰退。

中国当代人文学术正处于建立中国话语体系的时期。笔者以为，我们既要充分肯定胡适宋学、清学研究的科学方法论及其为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也要看到其无视价值理性所带来的弊端；同时，要充分吸收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重视传统道德理性和人文精神的积极合理因素。只有将工具理性和道德理性统一起来，把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密切结合，才能建构起富有中国特色和话语权的当代中国人文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