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清学研究及其方法论启示(2)

首先，清代学者将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善于运用假设，形成了真正的科学方法。胡适说，朴学主要包括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和考订学，其根本观念包括：1、研究古书，并不是不许人有独立的见解，但每立一种新见解必须有物观的证据。2、汉学家的“证据”完全是“例证”。3、举例作证是归纳的方法。4、汉学家的归纳手续不是完全被动的，是很能用“假设”的。故他们的方法是归纳和演绎同时并用的科学方法，其治学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分，不能使人信仰。”

其次，胡适批评清代朴学未能正确看待方法与材料的关系，不会运用现代科学实验的方法。他说，治学方法与材料关系密切，但朴学只限于纸上材料，且缺乏现代学科实验的方法，故成就难以与西方相比。胡适说，中国近世学术除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都是一些纸上的学问，而西洋学术已走上自然科学的大路了，双方的方法是相同的，但材料完全不同，即使在朴学最有成就的音韵学上，由于西方学者善用科学方法和实验，成就也远远胜出，他特别推崇瑞典珂罗倔伦《切韵》的成就，称其“可算是上集三百年古音研究之大成，而下开后来无穷学者的新门径”。

胡适宋学和清学研究的

科学观、方法论

在胡适看来，中国传统学术经历了三个时期，自宋学始步入现代学术时代，到清代达到发展高峰，最具科学精神，清学和宋学是一脉相承的。

胡适所说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实质上是西方近代以来所建立起来的，主要包括进化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

在进化论上，胡适认为进化论是近代科学的产物，并以之考察学术思想的发展，形成了一种学术进化观。胡适说，实验主义作为一种新哲学是19世纪科学进步的产物，其两个根本观念之一的“历史的态度”便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物。

在方法论上，胡适推崇的科学方法论主要是杜威的实验（实用）主义。他说，哲学就是科学方法论，最新成就便是实验哲学，尤其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它的两个基本观念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历史的态度。实验主义对史学同样适用。他说，历史科学和实验科学的不同，“只是历史科学里的‘证据’无法复制。历史科学家只有去寻找证据；他们不能[用实验方法]来创制或重造证据”。

胡适科学方法论的工具理性

特征、理论得失与启示

胡适认为科学方法无东西之分，中国传统学术原本就有科学方法，“‘考据’或‘考证’的意义便是‘有证据的探讨’。我说有证据的探讨一直就是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这也是一切历史科学[所共用]的治学方法”。在谈到杜威实用主义时，他说，“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然而，他又认为中国学术缺乏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和方法，如“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在他看来，即便具有相当科学精神和方法，清学与西方学术相比依然存在严重不足。所以，他试图通过输入西方现代科学方法论，在发掘清学现代性资源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现代学术，故而他有时将用科学方法研究国学的事业称为“新汉学”，并视之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革命。他晚年曾说，自己一生的学术是从事国故整理工作，目标就是要在中国现代学术界来一场“哥白尼的思想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