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科大学子：读“应崇福归国途中的一封信”(3)

对比应院士平凡而伟大的人生历程，我不禁想起我们初入国科大与科学家班主任一起交流中科院的工作时，有些同学最关心的问题是进入中科院的待遇如何，将科研实验的条件、自己能做出哪些成绩放在其次。

当然，我认为我们不能去苛责这些先想待遇的同学，同样，我们更不能去苛责那些和应先生同时代未归国的科技人员。不回国不能说明他们不爱国，因为科研人员的社会角色，固然是为社会、国家贡献力量，但同样也要对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生活负责。但是，这从侧面更能解释后辈为什么崇拜钱学森、应崇福等归国科学家的原因：牺牲常人所不能牺牲之事，立常人所不能立之决心，才能取得常人所不能取得之成就。

像应崇福院士这样的“大音希声，赤子丹心”的人，后辈奉之为榜样。或许，像我一样刚接触科研的人，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又一个知识，更需要的恰恰是这样的榜样。

（陆宇豪，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科学家的另一种真实

1955年，应崇福先生于归国途中写下了一封信。信中那份内心的独白，跨越了半个世纪，让我看到了科学家的另一种真实。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封信是上世纪50年代海外归来的科学家群体的缩影——在滚滚的归国热潮背后，他们经历着抉择、艰辛甚至苦痛。而支撑他们的信念是什么呢？我想，答案就在应先生的信中。

信中的主旋律不是感性与煽情，而是理性与坦荡。应先生反复询问自己的内心，最终决定肩负起对祖国的责任，并将之称为“不能忘本”。

一个人的爱国之情大多是在国有危难之时体现出来的。我想象如果我是应先生，在祖国百废待兴、陷入重围的岁月里，我也定会将个人追求放之次位，毅然回国，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但应先生显然比我多想了一层，除了爱国之情，他还有另一层信念：希望世界和平，希望正义永存。应先生在中国和美国都生活过，与这两国都结下了深厚情感，所以他能分别站在两国的立场思考。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不是对美国的敌意，而是对国家间能友好相处的期望。

读此信前，我以为科学家是以追求真理为第一驱动力的。因为追求真理这一目标，使得在科学的领域，国界不是那么明显，所以应先生与在美国的同事能通力合作、共同探索。但应先生信中也说，他在美国的工作不是为美国服务，而是为人类进步服务。相比于待在美国，去往中国，应先生认为他能为更多的人服务，因为中国的基础薄弱，对科技人员的需求更为迫切。无论阻挠重重，无论前途渺茫，他毅然前行。所以我突然意识到，科学家的信条也许有两个：一个是追求真理，一个是服务人类。而后者显然是被应先生摆在更高优先级上的。科学研究并非绝对纯粹地追求真理，因为科学如果要更好地服务人类社会，就必然会受到政治、经济、伦理等制约。有时候将个人的科学事业与国家事业相结合，也许限制了个人科学研究的自由，但能惠及更多的人民。

此外，应先生在信中对日常生活与工作的描绘，让我感到格外亲切与真实。应先生是一位懂得享受生活的人，船上的闲聊与娱乐、檀香山的椰子酒以及物美价廉的日本相机，无不流露着应先生对生活的热爱。拉近视角看，其实科学家也过着与常人相似的生活，有着与常人相似的困扰。只是科学家这个职业，让他们的生活多了份见识与思考，让他们的工作多了份神圣与责任。他们能在工作上绷得极紧，又能在生活中放的很松。一张一弛，是科学家的生活方式。

（洪语良，中国科学院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纯粹的归国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