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科大学子：读“应崇福归国途中的一封信”(4)

应崇福先生1948年赴美国留学，在布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学习电子学。新中国成立后，他原本打算马上回国，但由于昂贵的船费以及美国当局的限制，直到1955年才被允许归国。

归国途中，应崇福先生给罗恩·丘尔老师写下了一封信。在信的文末，他向老师阐述了他谢绝挽留、提前终止合同归国的原因。

在我看来，首先，应先生是十分喜欢美国的科研环境的。美国先进的研究设备、导师对他仔细的指导、美国友人对他体贴的关照，使他似乎很难找到理由离开这个国家。实际上，应先生在美国留学时经常与外国人交流，而不是仅仅只生活在中国学生的圈子中，这使他很容易融入到美国的文化中。在1951年归国受阻后，他在友人的帮助下，在丘尔老师的研究室里面找到了一份工作，从事超声研究。在此后几年，他在老师的帮助下，完成了从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到超声领域专家的转变，在该领域内作出了一些具有奠基性的工作。

1949年后，很多中国学生都是在爱国社团的宣传下决定回国的，他们大多认识到美国和中国是敌对关系，自己不能为美国工作而应该归国为祖国的建设作贡献。而应先生的归国动机则更为简单：爱国。他欣赏美国的先进，但更热爱自己的祖国。

所以，应先生归国只是因为他希望能帮助中国走出落后，能更加有效地为更多的人服务。虽然当时中国专家很少，用于吸引专家的财富也很少，而且有许多棘手的难题，但“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不回去直面这些困难，那么还有什么人会去为这个所谓‘上帝都禁止’的国家服务呢？”应先生始终将国家最紧急的需求扛在自己身上。

有人曾经将在海外流学的中国老一辈科学家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直接归国的，这些科学家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也由于大力宣传在国人中妇孺皆知；还有一类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依旧在国外从事科学研究，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回到祖国或者作为访问学者归国的。

我曾思考过这两类科学家，到底哪一类才算真正实现了他们的人生价值？

对于第一类科学家，他们实现了国家赋予他们的使命，帮助中国在新成立时站稳了脚跟，建立了基本的科研系统，对国家的贡献巨大。可他们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功业未成身先死，或在新中国探索发展之路的波折当中不幸成为牺牲品，或由于过度劳累没有看到出成果的那一天，最终未能较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而对另一类科学家，那些留在国外的科学家，他们在科学的前沿踽踽独行，为人类科学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他们也多以归国访问的方式为祖国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也热爱祖国，但也许是由于国内的实验设备与科研环境不足以支持他们的研究，抑或对国内的局势有所顾虑，他们选择了等待。

我认为这两类中国科学家都是爱国的，他们人生轨迹的偏差可能是因为他们对于科研的理解不同。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才可以实现其推动社会进步的价值，归国之后卓有建树的科学家也大多是参与基础设施或者重大国防设施建设的工程师，如钱学森、郭永怀等。而另一类未归国的科学家，如林家翘，其研究的领域是应用数学、宇宙学，这些领域在国外的条件更为优异。再比如王浩是国际著名的逻辑学家，这个领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并不急需人才，所以王浩也未归国。科研可以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基础理论的科学家对实践要求并不高，这使他们更加重视工作环境与科研氛围，而另一类科研是偏向技术层面，这些科学家需要通过不断地实践发展科学，这使他们迫切地想归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