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体量民宿群的重生之路

　　中新社大理6月4日电 题：中国最大体量民宿群的重生之路

　　中新社记者 张丹 胡远航

　　贵州、成都、泰国……兜兜转转一大圈后，聂孔明最终又回到了他耕耘多年的大理。2018年底，在经历一年多的关停后，他在洱海边的三家民宿还是迎来被拆除的命运。彼时，他曾发誓再也不来大理了。

　　事实上，在洱海客栈整治的600多天中，出走的经营者不计其数，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又和聂孔明一样选择回归，走上大理民宿的重生之路。

　　洱海治污中的大理民宿化危为机

　　时间倒回到十年前，与苍洱相伴的大理逐渐成为都市人的“诗和远方”。2012年起，大理市民宿爆发式增长，五年内成长为全国体量最大的民宿群。到2017年3月，洱海129公里湖岸线上星罗棋布的各色民宿超过2000家，却仍一房难求。

　　大理市客栈协会会长李海忠介绍，大理民宿的经营者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国外，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态度构筑民宿，形成了文化多元、风格多样的民宿群，风光一时无两。

　　但诸多弊端也在滋生。李海忠说，大理市登记在册的民宿客栈超过3600家，但通过OTO平台销售的却超过7900家。大量不合法的民宿客栈野蛮生长，为行业发展埋下隐患。

　　洱海治污让这些隐患原形毕露。近2000家客栈餐饮停业整顿、500余家客栈被拆除……过去两年，大理客栈接受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整治。

　　“即使没有洱海治污，大理民宿整治也只是时间问题。”聂孔明认为，大理民宿发展缺乏长效规划和有效引导，一哄而上终将导致一地鸡毛。反思整治过程，许多理性的民宿经营者看到了新的契机。

　　非法民宿被取缔后，大理民宿整体品质提升。环湖截污工程为民宿提供了一步到位的排污条件。逐步恢复的湖滨生态缓冲带也丰富了洱海风光。

　　今年1-5月，洱海水质稳定在二类。聂孔明说：“这一池清水才是我们情怀与生活的承载，如果水臭了、绿了，海景房再美也是徒劳。”

　　洱海整治也为云南其他高原湖泊敲响警钟。2017年12月，玉溪市抚仙湖边上千家餐饮客栈停业整改；2018年11月，宁蒗县泸沽湖沿湖80米生态红线范围内民居客栈集中拆迁整治……

　　探索民宿发展新样本

　　如今的洱海边，悬浮海面的民宿客栈消失不见，连带着一起消失的还有曾经一房难求的火爆景象。在双廊，直至夜幕降临，众多沿海客栈还挂着“今日有房”的牌子。

　　即便如此，聂孔明和众多客栈经营者还是在经历切肤之痛后选择归来。“因为大理民宿的发展氛围和根基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

　　回归后聂孔明迅速转变思路，选址向大理周边扩散，并改变单打独斗的方式，与较具实力的物业方合作，降低风险。大理市客栈协会发布的报告也显示，2019年客栈民宿品牌化的集中程度尤为明显。

　　“我喜欢大理不仅因为苍山洱海，还因为‘人’。”再次来到双廊和才村的木小满有些失落，“而居美术馆”被拆，教白族老奶奶画画的“农民画社”搬离。她觉得曾经的大理已经远去。

　　这也正是李海忠的担忧。他表示，“在地文化”的挖掘一直是行业痛点，个性化、差异化的民宿才能带来匹配的客群。粗暴地复制硬件设计，只会模糊旅游地的特质。

　　对此，美国民宿经营者布莱恩·林登深有感触。2004年，林登夫妇定居大理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喜洲，将一座白族老宅改造为民宿“喜林苑”。

　　林登坚持民宿的精髓在于“民”。“包括当地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居民，他们才是民宿焕发活力的关键。”林登夫妇会带客人拜访当地家庭、逛集市、参观扎染手工作坊等，“让客人真正融入、喜爱大理”。

　　面对大理民宿行业的重生，林登希望从业者能慢下脚步，尊重文化，发掘大理更深层次的吸引力。

　　聂孔明也正与其他从业者联手筹办民宿学院，希望为行业培养更多专业人才。

　　但大理的民宿市场具体何时能转好？“两年、三年，或者更长时间。”聂孔明说，“我们能做的就是服务好每一位客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