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烧过永和桥(5)

　　斗殴发生时，李宽从看守所出来不久——因偷电动车电瓶，他在里面待了7个月。那会儿因偷电瓶被抓到派出所时，王凤还在工地，她以为“没那么严重”，一晚上没去派出所。

　　有时，李宽天黑不回家，王凤问儿子为什么不回来，“他说干吗回来，挨老爸骂。”

　　后来和儿子一起被判刑的几个少年，王凤早就认识。这些年轻人常常来家里玩。王凤也没怎么在意，他们看起来都很乖，吃饭时，她一个个嘱咐不能去打架，他们都答应得很好，连连点头。

　　她不知道儿子早在2016年就建了一个QQ群，还成为这个群的“大哥”和群主。一位参与者说，加入其中，是为了不被欺负，“听说这个群很厉害，如果被欺负，可以找这里帮我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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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刑后，有些人的妈妈埋怨王凤，“你儿子叫我儿子去打架，我儿子才白白去（监狱）两三年。”

　　有个被判刑的年轻人已经20岁了，法庭上，家属说，“他还是小孩子，别人叫去，他有什么错。”费昌祥说，这种心态在他审理的案件中很普遍，“只要发生过错，家长都认为是别人叫去的，自己家孩子根本不懂事。”

　　这种教育观令费昌祥痛恨，“这不仅是漠视法律，也是漠视别人。”

　　在皮艺军看来，进城务工人员在就业、子女受教育等方面无法享受与城市人同等的权利，“责任意识也非常淡薄。”

　　皮艺军认为，相比城市孩子，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面临家庭、辍学、经济等各方面的压力，“家长没有沟通能力，没有时间与他们沟通，学校无法对他们进行管束，他们在整个社会处于边缘状态。”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认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主要问题来源于家庭，但家庭问题不应简单归结为父母的教育错误，应当关注底层群体的生存处境，“我们一直要求父母要好好教育孩子，可是我们给父母留出多少教育的时间？那些生活底层的人，为了生存都已经很艰难，很多婚姻关系都不完整，没有家庭生活，孩子怎么能正常？”

　　李玫瑾认为，社会应当重视父母在家庭生活中的养育时间，并对其有一定投入，在就业、子女就学等方面对进城务工人员家庭提供支持，“各个基层政府有权帮助每个家庭，让他们有一个好的养育条件。”

　　李玫瑾认为，对没有能力培养孩子的父母，妇联、教育部门、团组织等应当对其进行相应的培训和指导，“他们不爱孩子可能是因为他们从小就很少被人爱过，他缺乏爱的能力。这需要指导。”

　　李玫瑾说，针对本案出现的一系列违法犯罪问题，家庭仍是源头，“家庭治理好，辍学问题也能相应的得到解决。”

　　“培养一个好的人，他对社会是有贡献的，培养一个坏的人，他会危害社会。所以不要认为养孩子是私人的事情，它是社会共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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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斗殴改变了13个年轻人的命运轨迹。

　　入狱前，他们有的已经找到稳定的工作，有的还在读书，还有的刚成为一名爸爸，审判那天，有个人的女儿在医院里出生。这些值得期待的未来都在那个斗殴的夜晚戛然而止。

　　王凤每个月去监狱看儿子几十分钟。每次见面，穿着蓝色囚服的儿子总会哭，问她，“我坐几年牢出去，人家会不会看不起我，出去也没有前途。”王凤哭了，宽慰儿子，“什么都别想，在里面好好学习。”

　　王凤后悔耽误了小儿子，把在广州打工的大儿子叫回南宁，拿出更多时间陪孩子，她希望孙辈不要走前面的路。王凤的丈夫称“6年后，儿子出来自己也老了”，他很想去监狱看儿子，老板不给请工假，但夫妻俩坚持“请也得请，不请也得请。”

　　刘庆国探监时，儿子没有表情地问他，老家人知不知道自己坐牢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