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团取暖，相互治愈” 我在艾滋病患儿学校当老师(2)

　　刘丽萍自认是严厉型的师长，经常和校长郭小平“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郭小平说，本身哄孩子，刘丽萍就认真品评，气急了会恐吓学生，有学生在手机通讯录里将刘丽萍备注为“母大虫”。

　　她和别的两位糊口老师将学生看守得很紧，周一到周五要上比武机，一旦发明私藏者，则半年不得再用手机。

　　刘丽萍的严厉来历于担忧，作为艾滋病患者，她大白艾滋病群体的前路艰苦。

　　人生转折

　　红丝带学校坐落在临汾市郊，很多出租车司机摸不着路子——从都市的骨干道转出后，走一公里的田间小路，再拐两个弯才气达到。

　　2005年，时任临汾第三医院院长的郭小平发此刻院的几位艾滋病小病人无处上学、盼愿上学，就召集几名医护创立了“爱心小教室”。

　　刘丽萍的人生转折也产生在2005年。

　　这一年她的舌头上长出一层白疮，用饭、喝水都疼，辛辣的对象一点儿不能碰。她家地址新绛县的大夫看了她的症状，委婉地让她去市里做个血液查抄。

　　在运城的医院做了检测，两小时后，接到通知艾滋病病毒阳性功效的电话，“即刻以为昏天黑地。”

　　其实疾病早已初现眉目。那几年刘丽萍常常扁桃体发炎，“跟白喉一样，嗓子里边全是白的。”她揣度，病毒传染的源头要追溯到1996年，其时她做宫外孕手术需要输血，“医院当时候是杂乱的，从献血者身上抽了血就给你输上，也不做检测，血型一样就直接给输。”

　　刘丽萍回想，她随即赶去临汾三院治疗。站在院艾滋病区的门口，眼看标注着“病一区”的走廊长且阴森，无底洞一样的绝望，“我想着我不要进去，我一进去就真成了艾滋病人了。”她忍不住在门口痛哭流涕。

　　这时，有护士领着一个女孩儿走在走廊里，“胖嘟嘟的，或许只有七八岁。”那是厥后就读红丝带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女孩儿跑到刘丽萍跟前，盯着她看，“以为你一个大人在那儿哭什么闹什么？”

　　护士汇报刘丽萍，孩子是因母婴流传的。刘丽萍形容本身“突然就安静了。”

　　“我想这病孩子也会有？我至少已经有过几十年的康健人生，而他们从出生起就完全没有选择。”

　　郭小平说，刘丽萍2005年5月开始在院治疗，病情不变后，就来到“爱心小教室”做志愿者老师。

　　最初的“爱心小教室”里有4个孩子，2006年9月1日，小教室进级为学校，孩子从4个增加至8个，刘丽萍留下做了糊口老师。

　　“最重要的就是伴随”

　　刚开始，讲课老师出格难招，没有体例，只能请村小的民办西席。第一个外聘的老师待了不到一年，与孩子们相处时戴着口罩、穿戴白色医护装。第二个老师只待了一学期。孩子们想和老师亲近，抱一下、拉个手，城市被有意避开，“完全不产生身体打仗，不会直接碰孩子碰过的对象。”

　　2011年，红丝带学校被纳入国度义务教诲队列，有了体例，可以正式雇用老师。现学校有体例内老师十名，编外老师及事恋人员数十名。

　　红丝带校内现有的28个孩子，多在艾滋病确诊后受到内地教诲系统歧视，无法继承上学，有的因为发病早，到了八九岁还从未上过学。

刘丽萍给学生发零食。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