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迷于维系霸权 狂人班农欲豪赌美国国运

　　如何看待和认识世界大势，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中一种，是2018年11月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指出的，站在历史前进的十字路口，我们应该认清世界大势，把握经济脉动，明确未来方向，解答时代命题。另一种，则是试图在浩浩荡荡的世界大势面前，为一己之私，冒天下之大不韪，试图将历史从正确的轨道上偏转。2019年5月22日，被《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媒体称为“影子总统”的前白宫首席战略师、冷战活化石、被中国的崛起“折磨”得不时处于癫狂状态的斯蒂夫·班农，在接受《南华早报》电话采访时，再次大放厥词称“把华为公司从西方市场‘赶出去’比中美之间达成协议‘重要十倍’”“他不会止步(于干掉华为)，将致力于将所有中国公司从西方资本市场上赶出去”。一时间，各方为之哗然，狂人班农“螳臂当车”的架势，也清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从世界资本市场上“将中国踢出去”，是“影子总统”狂人班农，遵循麦卡锡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维系美国霸权开出的疯魔药方。

　　班农此番言论并不特别出奇，基本上是延续2017年他在日本世界白人保守主义大会上的发言。根据他那自相矛盾的叙述逻辑，绝对不能放任中国梯次实现“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以及5G等前沿技术领域的相关目标，因为这会导致中国首先变成一个技术强国，然后是一个经济强国，最终则是一个金融强国。一旦中国达成这一目标，美国霸权的核心，即通过美元体系构建的金融霸权，就会坍塌。而关键则在于抓住特朗普执政的4至8年时间，“将中国从世界资本市场踢出去”“对中国的公司进行真正的制裁”。要达到这个目标，曾经做到过高盛公司洛杉矶分部副总经理的班农知道，最大的麻烦其实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家背景出身的班农非常清楚“资本的贪婪”，尤其是华尔街金融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可能带来怎样的结果，因此，他的基本操作，就是用泛化和扭曲的国家安全概念进行政治绑架：2019年4月26日，以“当前威胁委员会：中国”成员的身份接受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班农试图直接将炮口指向华尔街，“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日常运作及其对中国的治理得到了华尔街的资助”“美国企业是中国共产党的游说机构，而华尔街则是中国共产党的投资机构”。熟悉历史，尤其是熟悉美国历史的人，对这种歇斯底里的言论必然有似曾相识的感觉，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参议员就曾经成功地煽动类似的情绪，不仅创造了“麦卡锡主义”这个特殊的词，也让美国陷入了一段黑暗的历史，最终则以自己的身败名裂收场。

　　班农并不讳言自己对麦卡锡的欣赏。2013年7月，班农在采访当时出版的新书《背叛美国：对我们民族性格的秘密攻击》的作者保守主义权威人士韦斯特时，就明确作出评价，麦卡锡参议员不是恶棍，在反对“共产主义渗透”的十字军运动中他(的做法)是正确的。和当下的区别在于，2013年被班农盯上的目标，是“现代流行文化”“好莱坞”“在华盛顿产生深刻影响的穆斯林兄弟会”，彼时班农和韦斯特认为美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被伊斯兰征服”，可能和在这个深信阴谋论的癫狂群体中广泛流传的一种说法，即当时的美国总统其实是个穆斯林，密切相关。

　　笃信“脱钩”和“遏制”来消除中国“威胁”的班农，因其知识结构的落后，价值观的扭曲，以及个性的缺陷，时常处于自我分裂的狂躁状态之中。

　　班农是一个控制欲和权力欲极强的人，在此前风靡一时的《火与怒》一书中，作者的详细描述可以让读者清晰地发现，从第一次见面开始，特朗普和班农之间的关系就是非常微妙的；自视极高甚至将自己看作是美国“救世主”的班农，从一开始就始终与特朗普处于争夺影响力和领导权的过程中，通过会面地点、肢体语言、议程安排等细节，班农试图支配特朗普的言行举止，进而确立自己的权威；特朗普则通过临时的变化和修改，来进行微妙的反制。但问题在于，从知识结构看，班农的知识结构是过时的，他在20世纪90年代确实以投资银行家的身份在高盛做到一定的职位，但他做的是与媒体产业相关的业务，其关于制造业以及信息技术的相关知识，基本上停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当今世界全球化的产业链、价值链，既缺乏第一手的了解，也没有正确的认知框架。从价值取向来看，班农的价值观是扭曲的，虽然他持续不断地否认，但本质上他的价值观是一种有着显著白人至上特征的种族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不要说在全球，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甚至是美国内部，也不是一种能够不加掩饰就行走于阳光下的价值观。因为这种价值观所导向的，是一种被世界大战证明过的灾难。从个性上来说，班农的言行，有较为显著的狂躁特质，观察他在提及美国面临的威胁等问题时，可以看到用表面理性去努力掩饰的内在狂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