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

　　近期中美贸易摩擦所显现出的恶化趋势，引发了国际金融市场相应的反应，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带来不确定性更强的冲击。未来中美贸易走向何方，会对中美双方乃至世界经济造成何种影响，已成为当下全球关注的热点。  

　　研判中美贸易摩擦，探讨其原因，努力寻找呼应双方关切、双方利益最大公约数的理性解决方案，是当务之急。目前来看，现有的代表性观点认为，美国似乎对于自由贸易的态度发生逆转，主导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打贸易战以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二是通过打贸易战转嫁国内矛盾；三是期望以贸易战的方式遏制其他国家的发展，继续维护自身全球经济霸主地位。果真如此，美国的目的能达到吗？

　　自由贸易助力现代文明跃迁

　　从理论上来讲，自由贸易源于经济学中自由主义的理论支撑。经济学中自由主义的根本特点是信奉“无形之手”的基础性功能。依据其对“无形之手”信仰程度之强弱，大致可将自由主义分为三派：以《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以《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的作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以《资本主义与自由》的作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自由主义。

　　经济理论和世界经济发展实践向我们展示，世界上不存在纯粹的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各国也各有其不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基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基础性工程，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不断迈向新的成功；生发于中国改革开放沃土的这一命题，其自恰的理论逻辑、厚重的历史逻辑、生动的现实逻辑，向世人鲜明地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的现实性和真理性。

　　“劳动生产力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揭示了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分工。分工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自我积累和扩张的过程，是劳动生产率提升、报酬递增乃至增长加速的内因和有效途径。劳动分工、迂回生产和生产链的不断扩展三者相辅相成、不能分割，即随着分工的扩展和深化，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和迂回程度不断加深，生产链条不断延长，逐渐产生了分工的网络效果。

　　与此同时，斯密也提出了“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这一命题，这一命题是“可在所有经济学文献中随处可见的最有启发和富有成果的概括之一。”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逐步网络化，突破了国别市场规模的限制，全球分工体系愈加清晰，推动现代工业文明不断扩张和跃迁。比较优势理论(包括绝对比较优势、相对比较优势)为世界经济增长某一阶段提供了简洁而准确的解释。但一国比较优势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很大的变化，会有新的比较优势代替旧的比较优势，而这种变化所带来的世界贸易格局的嬗变很容易引发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争端。

　　世界经济增长史告诉我们，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其对国内市场的保护较之于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本目的就在于实现比较优势的跨越，从全球产业链低端向中高端演进。而在这种演进的过程中，各种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应运而生，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随之出现。从历史发展来看，贸易摩擦乃至冲突一直伴随着工业文明的深化演进即清晰地表明，自由贸易一直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以自由贸易为根本基础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个别国家所谓的逆全球化行径不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实乃螳臂当车，在现实面前势必碰得头破血流，必将遭到历史的唾弃。

　　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升级遭美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