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逃高官挑衅追逃办称“死也不回国” 5年后投案(2)

　　莫佩芬、肖建明案都是中央追逃办挂牌督办的重点案件。两人外逃后，中央追逃办多次召开协调会并赴实地进行督导，明确工作方向，制定追逃策略。浙江、云南省追逃办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利用监察体制改革契机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设立专人专班，因人施策持续升级战法，使追逃追赃举措愈发精准有效。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对象在国外，基础在国内。查清外逃腐败分子违纪违法事实，着力做好收集信息、固定证据、摸排关系人等基础性工作，做到数字准、情况明、底数清，追逃追赃才会有底气、更硬气。

　　莫佩芬出逃后，在中央追逃办指导下，浙江省追逃办协调杭州市追逃办等部门，对其重要关系人等情况进行了细致摸排，并将国内情况、追逃形势、我方政策等进行了详细说明，促使其家人和重要关系人配合开展劝返工作。在肖建明案中，相关部门迅速查清了其在国内涉嫌违纪违法的情况，固定了相关证据，为后续工作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推动新时代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高质量发展，需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入了解和掌握有关国家法律和引渡、遣返规则，提高追逃追赃工作的针对性。当前阶段，需要更多运用司法执法合作渠道开展追逃追赃，比如引渡、司法协作、异地追诉、遣返、请外国承认和执行我法院冻结令或没收裁定等，不断提高追逃追赃的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这点在肖建明一案中有充分体现。肖建明在出逃前，就涉嫌安排亲属在云锡集团境外投资企业“吃空饷”，两人涉嫌共同贪污，数额巨大。对此，受害单位依法在境外对肖建明等提起民事诉讼，对其造成巨大压力，成为促使其下定决心回国投案的重要因素。

　　之前部分外逃人员有恃无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将赃款提前转移到境外。中央追逃办将今年确定为追赃工作年，一方面要求对外逃人员在国内外动产、不动产，依法应冻尽冻、应收尽收，努力实现赃款在境内“藏不住、转不出”，另一方面推动与多国建立涉案赃款查找、冻结、返还合作机制，力争赃款在境外“找得到、追得回”。

　　莫佩芬、肖建明外逃前都经过精心准备，通过各种方式向海外转移了部分资产。追逃追赃过程中，我方工作人员严格依法对涉案资产进行了查封，防止赃款赃物转出，同时利用政府合作、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民事诉讼等多种手段，多措并举追缴已经外流的赃款。在法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莫佩芬、肖建明两人在回国投案的同时主动退赃。

　　决心始终不变，制度优势持续转化为治理效能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纪检监察机关成为职务犯罪追逃追赃案件的主办机关。国家监委被增设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司法协助中央机关，多次向外方提出刑事司法协助和职务犯罪引渡请求。今年，纪检监察机关首次正式牵头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制度优势带来的治理效能进一步显现。

　　通过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使办理追逃追赃案件的资源和力量得以有效整合，上下一体、多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更加明确，构建起反腐败协调小组统筹指挥、立案单位力抓主办、成员单位强化协同、外逃人员所在单位积极配合、追逃办督办协调的工作体系。

　　以肖建明案为例，在其外逃后，我方对其追逃的努力从未停止。在中央追逃办指导下，云南省追逃办组建专案专班，深挖相关问题线索。中央追逃办多次到云南会商指导相关工作。云南省纪委监委主要负责同志多次听取专题汇报，省纪委监委专门成立国际合作室，并牵头协调省公安厅、省国资委、云锡集团等相关单位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