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辨崇美媚美恐美的奇谈怪论(2)

　　初步的经验观察可以发现，当美方在对中国实施某种施压行动时，相关错误思想支配下的个体，会高估美方的威胁，强调中国的脆弱性，瓦解中方的抵抗精神。例如某些特殊行业，某个首席经济学家的悲观论调就可能影响投资行为体的投资策略，进而引发金融和经济市场的波动，影响国家金融和经济的稳定，在无意中配合了美方的施压攻势。当中方遭遇美方压力面临局部困难，如极少数国际组织因为美国将华为等列入“实体清单”而暂时终止华为会员资格时，基于相关错误思想的行为体，会推出大量自媒体文章，迅速营造出中国陷入“四面楚歌”的假象，试图借此瓦解中方的抵抗意志。当美方遭遇中方反制措施并付出相应代价时，错误思想支配下的行为体自觉地跳出来帮助转移视线，如个别撰稿人不惜采取对中方研究机构研究报告“断章取义”的方式，摘录出最能体现抵抗美方压力不利于中方的局部段落，予以放大解读。有些人在自媒体上直接大扣“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帽子，用“理性”“普世价值”的大棍代替美国来打击中国民众的爱国行为。

　　从既有实践看，中美贸易战，以及更加广义的中美战略博弈，其结局主要是通过中美两国的战略韧性、定力和耐性来决定的。换言之，结局不是取决于筹码的多少、短期攻击强度的大小，而是看承受压力的能力、稳定信心的能力以及在长时间博弈中少犯错误的能力。美方手上继续保有的“王牌”，与其说是其层出不穷的制裁等“硬花样”，不如说是日益期望“崇美媚美恐美”等“软筹码”发生效力。

　　历史地看，辩证地讲，崇美媚美恐美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寒、空穴来风。近代以来中美交往的多样性、美国对华战略的复杂性、中国自身经历的特殊性，为这种思想和现象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尽管经过了历史的涤荡，但因为当前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中国面临的特殊环境，以及美国对软实力的重视和运用，这一思想在当下并未绝迹，并时而兴风作浪。另一方面，对进入崛起轨道的中国来说，消除这类错误思想的影响，也是中国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道路上必须完成的任务。这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当下中美贸易战以及战略博弈所具有的特殊意涵。

　　具有某种历史讽刺意味的事实是，破除崇美媚美恐美思想的最好教员，就是美国自身的行为。从2018年持续至今的中美贸易战以及战略博弈，对消除这类错误思想，至少已经产生了三个方面的积极效果。

　　第一，初步检验了美方的真实实力，有助于消除恐美。美国对华实施贸易限制措施的主要推手纳瓦罗认为，只要美国对华实施贸易限制措施，结果就会是“一边倒”。但事实正好与他的判断相反，贸易战“速胜”希望基本破灭，进入延长、加时乃至持久阶段的概率显著提升。2019年5月13日，新闻联播一则5分钟的视频，宣示中方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并将严正反制；两个小时后开盘的美国股市，跳空500点低开，盘中跌700点，收盘跌600点，市值损失1.2万亿美元，约合8.5万亿人民币。这让此前编出中国股市“弱不经推”段子的行为体情何以堪。更加微妙的是，在社交媒体上，美国领导人从5月15日5时左右发出一条将中美贸易战看作自身政绩的推文之后，陷入了沉默状态，以其独有的方式，间接承认了美方并不能有效承受全面开打代价的现实。

　　第二，初步褪去了美国“良性霸权”的外衣，有助于破除基于过度美化的崇美媚美。“良性霸权”“自由世界的灯塔”等，是长期笼罩在美国霸权之外的光环。美方在中美贸易战和战略博弈中采取的各种手段——无论是对华为的断供、物流劫持，还是对中国学者以及学生进行限制、骚扰，抑或是对中国政府的“极限施压”——自我打破了所谓“良性霸权”的形象；其不断自证的“弃约精神”，以及不着调的行为，破除了冷战后所谓“美国政府成熟理性，所有行动都经过深思熟虑”的错误认知。凡此种种，为消除基于过度美化的对美国非理性崇拜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