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汉代简牍上的丝路盛况(2)

专家们认为一封写于公元313年的粟特5号古信札，是一位名叫“发黎呼到”的粟特人写于姑臧凉州，后遗失在敦煌汉代烽燧中的。他的身份或为粟特商队成员，类似于当今常驻海外公司的负责人，而信札是写给总部董事长的报告或半年工作总结。信中详细介绍了商队往来、货物分发、钱财分割，以及小商人的日常往来，只字未提当年发生在洛阳的战乱。而同时被发现的2号信札，则有大段陈述饥饿、火灾、死亡的内容，其中所言：“酒泉的遏末娑支平安无事，姑臧的遏末支也是一样”“当商队离开姑臧……当他们到达洛阳，不管那里的……还是印度人、粟特人，都死于饥荒”，说明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凉州以及河西走廊彼时是相对安定的。

法国汉学家魏义天先生认为，写这些信札的粟特人来自康居，这说明至少到3世纪初，粟特商业就已在距离索格底亚那3000公里外的凉州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作用。至此，可见从粟特古代商业网形成至发展，凉州一直都有粟特人的存在。4世纪后，凉州成为汇聚中国人、粟特人和印度人的国际化大都市。之后，粟特人聚落从凉州延伸到京师。这样，粟特人在从撒马尔罕一直通向中国北方地区的丝绸之路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商业网络，这条商道获得了空前发展。

近年来随着考古新发现，越来越多的粟特人身影出现在中原大地。甘肃省武威文庙现存有一块《康阿达墓志铭》，我们通过碑文可知墓主人康阿达其祖上拔达在南北朝时期就已远离故乡在凉州任职，其父也在唐朝廷任职，墓主人也被诏赠武威太守，就是说在唐朝初期，康阿达祖孙三代就已经全部移民至凉州。至此，一个康氏家族三代人的发家画卷可以铺开。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康国条称康国人：“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作为康国人“善商贾”的典型代表拔达，在青年时期就随着新兴的粟特移民浪潮，以粟特商队首领“萨保”的身份从遥远的撒马尔罕出发，带领一支人数众多的商队，历经坎坷，来到地处甘肃中心的凉州，并以此为中心施展其高超的丝路贸易能力，在凉州扎下了根基。在唐朝政府将胡人商队首领“萨保”纳入官僚体制后，康阿达成了有官家身份的聚落首领“萨保”。魏义天先生认为，聚落组织的首领既是萨保，又是商队首领，他们是商人传统的继承者，萨保除管辖聚落里的每位成员外，还负责祭祀活动，至少起到监督作用，并在聚落内建立等级制度。

当然，来自撒马尔罕的金桃在长安飘香时，唐风也徐徐地吹到了金桃的故乡。1965年至1971年间，考古学者对康国王宫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在1号房屋的遗址中，发现了保存较完整的壁画。有学者认为其一部分壁画内容是唐高宗猎豹和武则天端午节泛舟的场景，丝绸之路文化的双向交流在此得以体现。

Ⅱ 礼宾待客之道：谁曾是丝路行旅

悬泉置是两汉时期丝绸之路的重要接待机构，汉简中也多有“西方来客众多”“道上过客众多”的记载，那么除了康居使者，还有哪些人不畏路途艰辛千里迢迢通过丝绸之路在与大汉交流交往？

在悬泉汉简有这样的记载：“（使）者、贵人、从者度四百人”“各有数。今使者王君将于阗王以下千七十四人，五月丙戌发禄福，度用庚寅到渊泉。”“楼兰王以下二百六十人当东……”从这三枚简文我们可以得知有人数众多的使者、贵人及西域国王行经悬泉置前来交流，第一枚简中所记使团人数为四百人，而使者王君所带的于阗王团队就有1074人之多，千人使团浩浩荡荡行进在丝绸之路上，那是何等壮大的场面。这应该是敦煌太守下发到悬泉置的文书，要求沿途做好接待准备工作。第三枚简记录了楼兰王一行260人从敦煌东行去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