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汉代简牍上的丝路盛况(3)

西汉时期，行经敦煌郡悬泉置的往来客人数量众多。为适应频繁交流的节奏，西汉中央政府设有专门的外事机构。敦煌郡也为此进行了基础设施的规范化建设，并设置了相关的外事机构、官吏、译者等，这为其接待外客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另外，西汉敦煌郡接待外客时对其尊卑贵贱与等级差异明显地进行区分，迎送接待不同国家、不同身份来客规格有所不同。

中国人的好客之道早在两千年前悬泉置的接待中就体现出来了。有简牍记载为证：“出米四升，酒半斗，肉二斤。以食乌孙（位于今新疆西北、哈萨克斯坦东南、吉尔吉斯斯坦东部及中部，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是汉代连接东西方草原交通的最重要国家之一）贵姑代，一食”“踈勒肉少四百廿七斤直千七十……酒少十三石直……且末酒少一石直百……”这两枚汉简，前者是接待乌孙贵人的记载，后者是接待疏勒、且末使者的记载。接待乌孙贵人姑代，一顿饭吃了四升米、半斗酒、二斤肉，这也是接待西域贵客的标准。而接待疏勒、且末二国客人尚需购买酒、肉若干。在本身物资匮乏的西北，汉朝对前来朝贡的各方宾客以不菲的礼遇相待，可见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热忱待客之道。

但是迎来送往有吃有喝也不是随意而为，悬泉置在接待外客方面有着诸多严格的规定。“假千人高放持麾迎广至西界。”简文中的“假千人”若指西域都护属吏，则西域都护府会将西域外客迎送至敦煌郡，很可能还会继续往东护送。且从“迎”字观之，假千人高放奉某郡属国都尉之命赴敦煌郡迎接降汉的少数民族部众的可能性更大。“出粟五斗二升。以食安远侯副卫司马遣假千人尊所将送匈奴归义抪类王使十一人，质子三人……人一食四升。东。”此简文反映的是西域都护府遣人护送归义匈奴蒲类王使团经敦煌往东入朝，悬泉置在招待蒲类王使团时给予他们每人每顿四升粟的用餐待遇。从这条记载来看，比较重要的西域来客很可能是由西域都护府派员迎接护送的。再从迎送的官员中两次出现假千人观之，千人的主要职司或许就是迎接护送客使，迎客时还有“持麾”等相应的礼仪要求。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认为，悬泉置接待的众多外客按其所属阵营不同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西域诸国国王及其所遣质子、使者，西汉敦煌郡接待的西域诸国国王，包括楼兰王、龟兹王、乌孙昆弥等。第二类是匈奴降汉诸王及其所遣质子、使者。匈奴诸王归降西汉且经敦煌郡入朝者，当首推日逐王。日逐王依靠僮仆都尉掌控西域，身份显赫，是匈奴的实权派人物。日逐王从西域赴长安，敦煌郡是其必经之地。第三类是诸羌羌王及其所遣使者。悬泉汉简有一枚简文记述了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十一月西汉平定西羌后，敦煌郡太守快派人护送归义羌使团十二人赴京奉献之事。

Ⅲ 文化融合之径：佛教东渐 天马西来

浮屠简是一枚悬泉“明星简”，文字内容很有意思：“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这枚简全简可识别24字，简中有“弟子”“浮屠”等与佛教相关的文字，经考证与佛教传入敦煌时间有关系，具体年代范围应在公元51年至公元108年及其前后，也就是说早在公元一世纪下半叶，佛教就已传入敦煌，并且一开始就流行在民间。

这枚简应属于请柬，“少酒薄乐”是请人赴宴的一种客套话，“弟子谭堂再拜请”是主人请客的谦辞，“小浮屠里七门西入”是聚会地点和行走路线，“西入”可能指“户人”谭堂的户籍地点。此简的意义可以证明佛教传入敦煌的时间是公元1世纪下半叶，比竺法护在敦煌翻译佛经的时间早200年，比敦煌莫高窟石窟开凿时间早300年，是目前发现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文献实物资料，极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