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融与互鉴：云冈文化的多元与融合

原标题：交融与互鉴：云冈文化的多元与融合

杭侃 云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佛教考古、宋元考古、博物馆学与文化遗产保护等。发表《云冈第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昙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设计》《河北定县两塔基出土净瓶的几个问题》《宋元时期的地方城址》《清明上河图再研究》等论文六十余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我国石窟寺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体系完整，集建筑、雕塑、壁画、书法等艺术于一体，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追求、价值理念、文化精神。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事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事关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事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佛教考古学创建者宿白先生在《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中写道：“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又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很自然地成为北魏领域内兴造石窟所参考的典型，宿白先生将其概括为“云冈模式”，并认为“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因此，云冈石窟在东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东方早期石窟的关键，对它研究的深入与否，直接影响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

由此我们可以概括地了解石窟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云冈石窟的重要性。云冈石窟给古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北魏郦道元在其名著《水经注》的“漯水”条记载云冈石窟“凿石开山，因崖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云冈石窟的开凿是北魏王朝平城时代的重大工程，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佛教可以“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而佛教徒也意识到“不依人主，则法事难举”，北魏政权通过“令沙门辅导民俗”，在思想上起到了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我们如今可以在很多北魏时期的造像题记上，看到僧人引导民众礼佛的场景，这些场景描绘了民众通过信仰佛教的“邑社”被组织到一起，将血缘关系进一步发展为地缘关系的过程，这对中国中古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北魏平城时代丝绸之路的起点

要理解云冈文化的多元，就需要先了解当时的北魏国都平城（今大同）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建都平城，开启了北魏平城时代的大幕，现在的大同成了北魏平城时代丝绸之路的起点。

公元439年，北魏消灭了建都于甘肃武威的北凉政权，重新统一北方地区，结束了西晋之后长期分裂的格局，迎来了“百国千城，莫不款附”的局面。《北史·西域传》记载，善于经商的中亚粟特商人原来“多诣凉州贩货，及魏克姑臧（凉州）悉见虏。文成初（公元452年），粟特王遣使请赎人。诏听焉”。当时有较多的粟特商人被北魏俘虏，掳到平城。平城在5世纪时多中亚商人，所以1970年在大同市城南轴承厂北魏窖藏发现了具有浓厚西亚甚至东罗马风格的鎏金童子葡萄纹高足铜杯、鎏金动物神像纹高足铜杯、鎏金刻花银碗、八曲银长杯。这些器物从制作工艺到装饰纹样都没有中土文化因素，应该是从国外输入的。对其具体产地虽有争议，但学界普遍认为其产自萨珊波斯、东罗马或中亚一带，即中亚和西亚。玻璃器本来是西方的特产，大同在以往的考古工作中也曾发现来自西方的玻璃器，但大同还出土了一些本地制造的北魏玻璃器，从原料到色彩、造型都具有北魏特色，尤其是其中的蓝色玻璃器，被称为“北魏蓝”。其生产也与中外文化交流有关。《魏书·西域传》记载“世祖（太武帝）时，其国（大月氏）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于山中，即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其中，“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的说法，结合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实际上并不夸张。中国的玻璃含铅成分较多，国外的玻璃含钠成分较多，而铅则会带来更好的光泽感。所以“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恰恰证明它并非溢美之词，而是因为成分不同造成的，这也证明了当时的我国确实生产了一大批玻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