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融与互鉴：云冈文化的多元与融合(5)

梁思成先生不仅从建筑的角度研究云冈石窟，还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指出了云冈石窟的重要性：“这时期因佛教的传布，中国艺术固有的血脉中，忽然渗杂旺而有力的外来影响，为可重视。且西域所传入的影响，其根苗可远推至希腊古典的渊源，中间经过复杂的途径，迤逦波斯，蔓延印度，更推迁至西域诸族，又由南北两路犍陀罗及西藏以达中国。这种不同文化的交流濡染，为历史上最有趣的现象，而云冈石刻便是这种现象，极明晰的实证之一种，自然也就是近代治史者所最珍视的材料了。”

云冈石窟开启了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进程

初唐时期的高僧道宣在《续高僧传·昙曜传》中记载云冈石窟：“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道宣用“穷诸巧丽”来概括云冈石窟的艺术特色，更多的是指云冈石窟第二期洞窟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风格。

云冈第二期洞窟主要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和冯太后执政至迁都洛阳以前。主要石窟有5组，其中第1、2窟，5、6窟，7、8窟，9、10窟，都是形制规模相同，内容构图一致，开凿时间顺序统一的“双窟”。孝文帝在延兴元年（公元471年）继位的时候只有五岁，所以，历史上所称的孝文帝改革，有许多措施是孝文帝和他的祖母文明太皇太后冯氏共同倡导的，时称孝文和冯氏为“二圣”。云冈石窟第二期洞窟出现这种特殊形制的“双窟”，当是这一历史事实在石窟艺术中的体现。所以，虽然云冈第二期石窟与第一期石窟在洞窟形制、艺术形象、题材内容方面都有变化，出现了一种雍容华贵、雕饰绮丽的风格，但通过佛教艺术体现古代封建皇权的思想却是一脉相承的。

这一期的石窟平面多为方形，多具前后室，有的窟中部雕中心塔柱，还有的在后壁开凿隧道式礼拜道。窟顶不再是穹窿式样的，而是平顶，并且在顶上雕刻出华美的平棋。壁面以壁龛为主，龛的分布有上下重龛、左右对称式和屋形龛等，这是中国汉魏以来传统壁画的布置格局。这一期的造像题材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并出现了世俗供养人的行列。供养人的服装，早期还是鲜卑夹领小袖式的游牧民族服装，晚期供养人则穿上了汉式宽博的衣服。这种变化出现在北魏太和十三年前后,是北魏王朝提倡胡服改制的结果，造像整体上的风格日渐清秀。重层布局的壁面和分栏长卷式浮雕画面，以及窟口崖面上雕饰斗拱的窟檐外貌，重层楼阁式的高塔和耸立中庭下具龟趺的丰碑，也体现出中国汉式殿堂的传统形式。画面附榜题，龛尾饰龙、雀、博山炉、兽面装饰等更是汉地所常见。题材突出释迦，主像有三世佛、佛装交脚弥勒，还有依据《法华经》雕出的释迦、多宝佛和依据《维摩诘经》雕出的维摩、文殊对坐像，以及修持“法华三昧观”所要求的本生、佛传浮雕及七佛、供养天人等，说明这个时期汉化的趋势发展迅速。

如果说云冈第一期造像给人以“宏壮”之感，那么到“秀骨清像”的飘逸之间，其实还有一个时期，即云冈的第二期造像，给人以“优美”之感，如被称为“云冈最美造像”的云冈石窟第5窟外壁的一尊造像所体现出来的摄人心魄的美感。在云冈石窟第一期，我们可以看到其受外国艺术的影响，在第二期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传统元素进入了石窟里面。比如第12窟俗称为“音乐窟”，窟内伎乐天手持多种东、西方乐器，宛若一支“交响乐团”，形象非常生动。该窟内乐器雕刻的形制、演奏方式以及乐队的组合形式，集中体现了北魏宫廷乐队风貌和社会音乐制度，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