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苏州的人文经济实践

原标题：明清时期苏州的人文经济实践

人文经济或文化经济是人文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人文经济学主张经济与人文的互动，强调文化包括道德力量、人文关怀等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文化为轴心，以经济为动力，实现市场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共赢，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苏州具有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文化，明清时期的苏州，经济结构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转型升级”，即从过去的农业重心发展为以工商业为中心。以往学界总是从地理环境、交通、市场等方面研究苏州工商业的发展情况，其实还可以打开思路，从更多角度探究其深层原因，笔者以为，苏州工商业的发展与人文的深度渗入密切相关。

明清时期苏州手工业发达，突出地表现为生产规模扩大、行业增多、分工趋细、产品质量提高以及生产方式的变化等方面。康熙《苏州府志·风俗》有谓：“吴中男子多工艺事，各有专家，虽寻常器物，出其手制，精工必倍于他所。女子善操作，织纫刺绣，工巧百出，他处效之者莫能及也。”据碑刻资料的粗略统计，苏州的手工业行业有丝织业、刺绣业、踹布业、染布业、冶金业、造纸业、刻书业、蜡烛业、玉作业、木作业、装裱业等数十种。基于经济基础雄厚、文化发达以及在此基础上追求时尚的社会背景，手工业者多能秉承工匠精神，致力于技术创新，追求产品质量，树立品牌意识，使得不少手工业产品摆脱“技”与“术”的范畴，而达于“艺”与“道”的境界。当时苏州的手工业产品许多都可以艺术品视之，代表了一种时尚、一种品味，由此出现了一个当时颇为流行的专用名词——“苏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苏州制造”。“苏作”产品种类繁多，本文难以尽述，仅略举装裱、玉作以及苏式家具等几个行业以见文化与经济的深度互动。

一

装裱业是明清时期苏州颇为发达并最具特色的技艺行业之一，时人记述中认为“装潢以本朝（指清朝）为第一，各省之中以苏工为第一”“吴装最善，他处无及焉”。众所周知，明清时期苏州的书画艺术兴盛，“吴门书派”“吴门画派”闻名遐迩。而书画必经装裱才能保存收藏，所谓“书画不装潢，既乾损绢素，装潢不精好，更剥蚀古香”。由此促进了装裱业的兴起与兴盛，涌现出不少为人称道的装裱大师，如晚明裱褙师汤臣，被誉为“国朝第一手”，“博雅多识，尤妙赏鉴家”；一代文豪王世贞“家多珍秘，深究装潢”，“有强氏者精此艺，弇州延为上宾，居于家园”；清代“吴中多藏鉴之家，惟顾元方笃于装潢”；吴县人吴文玉“以装潢擅名一时”等。这些装裱匠师都具有较为深厚的文化基础，对书画艺术有较深的感悟，有的甚至能书会画，如明代徐海门“有巧思，往来湖海间，觅残碑断碣，装潢成帖，鬻好事者以为常。因精研拓搨楮墨之诀，镌成《宝晋斋法帖》十卷，几于夺真”；清代王蟠，交结豪门，“所见古玩甚多，兼得其绪论，以此善于鉴别，其装潢书画之外，尤长制诸器物”。由于这些匠师技艺高超，识见不凡，喜欢收藏的权贵文人也乐于结识，甚至“厚遣仪币”“延为上宾”，给予足够的尊重。明末清初周嘉胄在《装潢志》中曾提及多人，如富商汪景纯，好文学，喜收藏，得王右军真迹，遂“往聘汤氏，厚遣仪币，张筵下拜”。又因汤氏其人“慷慨诚笃”，故而“士大夫多与之游”；李周生得《惠山招隐图》，“延庄希叔重装，先具十缗为聘，新设床帐，百凡丰给，以上宾待之”；前述王世贞“延强氏为座，主宾赠贻甚厚”，因王世贞的文化地位与影响力，以致影响一时风气，“一时好事，靡然向风，知装潢之道足重矣”。所以，周嘉胄认为吴中装裱业虽独步天下，师匠众多且技艺精湛，但“亦必主人精审，于中参究，料用尽善，一一从心，乃得相成合美”。正是文人士大夫与装裱匠师的协力合作、共同参究，才相得益彰，造就了苏州装裱业的全国第一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