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苏州的人文经济实践(3)

相对于其他行业，苏式家具行业似乎更能反映人文经济的特点。有专家对苏式家具的文化精神进行了总结提炼，认为好古风雅之情是苏式家具造型之美的丰富底蕴、精到周详的“设计意匠”体现了文人造物的美学尺度、书画诗文的情怀意境使苏式家具获得了精神升华（濮安国：《苏式家具的文化精神》，《家具》2008年S1期）。好古风雅之情、“设计意匠”以及书画诗文的情怀意境无不体现出文人的积极参与，深刻体现出文化对家具制造的渗透。

苏式家具的设计理念离不开文人的参与与指导。晚明时期很多文人都参与过家具等的设计，尤以文震亨最为著名。其《长物志》一书，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探讨文人士大夫生活环境艺术的著作，书中设有“几榻”篇专门讨论家具。如关于几榻，要求“古雅可爱”，并“坐卧依凭，无不便适”；再如椅，“须照古式为之”，“宜矮不宜高，宜阔不宜狭”等。总之，要求家具既求古雅，又要实用。明末著名造园家计成《园冶》中也提出，“世之兴造，专主鸠匠，独不闻‘三分匠七分主人’谚乎？”强调了文人士大夫权贵（有能力造园之人）在造物中的主导作用，所论虽指园林建造，但也适用于家具制作。“在江南文人的眼里，生活的格调和方式，包括陈设布置、家具器物，一切皆是主人爱好、品性和审美意识的体现”（《苏式家具的文化精神》）。可以认为，这些文人理念对苏式家具的制造产生了深刻影响，苏式家具实是文人士大夫与工匠共同劳动的结晶。

家具用料追求奇品，体现天然之趣。如《长物志》中所提到的，“禅椅以天台藤为之，或得古树根，如虬龙诘曲臃肿，槎枒四出”，“几以怪树天生屈曲若环若带之半者为之，横生三足，出自天然”。所以，我们看到范濂《云间据目抄》中提到松江富室“凡床厨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之类，花梨、乌木等均为硬木，因木性上纹理色泽多变、颇具山水之趣，深受文人喜爱，而其中的“瘿木”实即干枝上有无规则结疤的树木，不规则的花纹就像古拙山石一样具有自然雅趣。家具造型崇尚简朴无华，结构简约，精雅而富于意趣。苏式家具线条流畅，比例适度，中正稳重，放在江南园林或者普通民居中，令人感觉非常协调。圈椅、文椅、书桌、画桌、书橱、花几等，均是苏式家具中的经典造型。其中圈椅天圆地方的造型和功能上的舒适文气，极为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家具装饰丰富多样，整体上保持文人的审美要求，力求简洁明快，强调装饰与整体效果的和谐统一。不少家具上留有名人诗文题签，尤其凸显苏式家具的“文气”。如文徵明弟子周公瑕在其使用的紫檀木扶手椅靠背上题诗曰：“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再如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万历年间苏制书桌腿部，也刻有“材美而坚，工朴而妍，假尔为凭，逸我百年”等。从中可以略窥晚明文人士大夫的文化追求和生活日常。

康熙《苏州府志·艺术》指出，“吴人多巧，书画琴棋之类曰‘艺’，医卜星相之类曰‘术’，梓匠轮舆之类曰‘技’，三者不同，其巧一也。技至乎此，进乎道矣”；《陶庵梦忆·吴中绝技》也说，陆子冈之治玉、鲍天威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金银等，“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至其厚薄、深浅、浓淡、疏密，适与后世赏鉴家之心力目力针芥相对，是岂工匠之所能办乎？盖技也而进乎技矣”。苏作产品之所以如此为世人所重——并由此带来行业的兴盛，就在于它既是一种商品，又是一种艺术品，既具有实用价值，又具有艺术观赏价值，其根本原因则是文人的参与和文化的渗透。这种“经济文化化”与“文化经济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将“人的需要”——物质享受与精神追求置于重要位置，对于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苏州历史上经济、文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现象，可以为现代人文经济的互动发展提供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