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苏州的人文经济实践(2)

自晚明时起，苏州的书画文物收藏之风盛行，权贵之家、文人士大夫以及富商大贾争相趋奉，乾隆《吴县志·风俗》有谓：“富贵之家多收藏古玩，名曰‘骨董’，或画或字或器皿，尺幅寸缣，贵踰拱璧，一瓶一碗，珍若连城”。这是苏州装裱行业兴盛的社会基础。限于资料，我们无法量化装裱业经济体量，但从“吴中千百之家”从事装裱的情况，以及“酬赆甚厚”“厚遣仪币”等收入待遇，大概可以窥知这一行业的市场规模。更为重要的是，装裱业的兴盛还推动了丝织、纸张等行业的同步发展。书画装裱离不开丝织材料。苏州是丝绸之府，丝织业生产本就发达。装裱业用料考究，由于书画装裱裱心及装饰挂轴等多采用织锦和绫绢，因此装裱业的繁荣必然刺激丝织业的进一步发展。王鳌《姑苏志》中即曾提及，“今吴中所织海马、云鹤、宝相花、方胜之类，五色眩耀，工巧殊过，犹胜于古”。其中的紫白落花流水锦，专门“充装潢卷册之用”。苏州手工艺行业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亦于此可见。

二

苏州是明清时期玉作业的中心，水平之高居于全国之冠，所谓“良工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苏州阊门专诸巷及天库前吊桥一带分布着为数众多的作坊店铺，琢玉之声“昼夜不停，比户可闻”。据民国时人所述，清朝末年“苏地业此者三数百，商而工则三千余人”。乾隆皇帝南巡时多次到过专诸巷一带，并留下不少诗文，如“专诸巷里工匠纷，争出新样无穷尽”，“量质作新器，求师述古风。专诸多巧匠，无可用精工”等。苏州的琢玉工匠因为技艺精湛而得到皇帝的赏识，许多工匠被征用到皇宫中从事制玉工作。有学者根据宫中档案统计，仅乾隆年间宫廷造办处从苏州征调的玉工就有18批次近40人。他们不仅负责宫中的玉器制作，还负责咨询和培训。如此一来，促进了南方与北方玉雕技艺的交流，也促进了宫中审美意趣与苏州玉雕艺术的有机融合。

苏州琢玉业的繁盛，造就了一批身怀绝技的工匠，如陆子冈、周尔森、江皜臣、姚宗仁等，尤以陆子冈声名最著。陆子冈活跃于明代中后期，有“碾玉妙手”之称。有学者评价他“名气之大在中国琢玉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他所制作的玉器，价格昂贵，“皆比常价再倍”。而据地方志记载，陆子冈所造水仙玉簪，“玲珑奇巧，花茎细如毫发”，价钱“一枝值五十六金”。其所以如此，当与其制作具有浓郁的文化韵味有关。陆子冈“名闻朝野”，能“与士大夫抗礼”，表明他不仅具有高超的技艺，而且有较为深厚的学养。根据对陆子冈传世作品的研究，学者认为其“凭借自身对书画艺术的修为，首创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新型玉佩‘子冈牌’，一改明代玉器的陈腐俗气，引领了苏州风格的玉器，得到当时缙绅的欣赏”，由此“陆子冈所擅长的‘诗书画印’入玉设计与平面减地技法，成为后世玉工沿袭和传承的主要载体，子冈牌成了玉行四百年来长兴不衰的经典之作”（张玉甫：《正说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冈》，《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年第22期）。

三

家具制造业是明清时期苏州最为发达的行业之一，“苏式家具”是明式家具的一个典型代表。晚明松江人范濂在《云间据目抄》一书中提到，松江地区的“细木家伙”多从苏州购买，不仅豪门之家“动费万钱”，即便“奴隶快甲之家”，亦“皆用细器”，充分反映了苏式家具的受欢迎程度以及用途之广。与此同时，由于苏式家具用料考究，造型古朴，充满文趣，具有重要的收藏价值，因此人们争相高价收购。《陶庵梦忆》即记载，两淮巡抚李三才看中一件铁梨木天然几，欲花一百五十金购买而未得，结果被别人以二百金购去。可见，苏式家具有着广阔的市场规模和很高的经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