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华文明图谱勾勒精彩一笔（讲述·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2)

　　2013年，高江涛成为陶寺遗址考古领队。他走遍了陶寺的沟沟坎坎，见证了陶寺遗址很多重大的考古发现。他将陶寺遗址发掘的意义概括为“几个点”：“陶寺是百年中国考古的亮点、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重要节点、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内涵特质的焦点……”

　　一年有8个多月在野外调查，常年风吹日晒，今年48岁的高江涛看起来有些沧桑。但一说起陶寺，他总是神采飞扬。“考古队现在有12个人，90后是主力，还有两个00后，我是年纪最长的！”高江涛说，“未来，我们还要发掘陶寺遗址手工业作坊区，探索陶寺水系布局结构。”

　　这几年，高江涛开始更多地思考陶寺遗址的开发利用。他坦言：“陶寺遗址公园建设和文旅发展起步有点晚。”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陶寺遗址，高江涛经常活跃在各种讲座、研讨会、展览等活动上。

　　“今天，考古的外延越来越大，只懂考古已经做不好考古。一个考古人，应该为文化遗产活化利用贡献更多才智。”高江涛说。

　　安徽凌家滩遗址考古领队张小雷——

　　“喜爱考古就不觉得枯燥和辛苦”

　　在安徽凌家滩遗址考古现场，总能见到这样一个身影。不同于在探方里一遍遍刮面、划线的其他考古工作者，他习惯围着探方打转，一手摸着下巴，两眼紧盯前方，总是若有所思。在他看来，考古不仅要靠体力，更要靠脑力，“边发掘边思考，才能有更多令人惊喜的发现。”

　　这个人便是凌家滩遗址第三任考古领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负责人张小雷（见图，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遗址考古队供图）。2020年，凌家滩遗址被纳入新一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工作再次启动，36岁的张小雷被任命为领队。

　　高三那年，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启动发掘，得知消息后，自小喜欢历史的张小雷，骑着自行车，奔波了100多里路，从家乡安徽利辛县赶到遗址现场。

　　“第一次现场看考古发掘，跟书上讲的不太一样。”那一年高考，张小雷如愿考进安徽大学历史系，此后又考取了山东大学的研究生。2010年研究生毕业后，他来到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

　　在第二任领队吴卫红主持凌家滩遗址考古时，张小雷已经参与了相关考古工作。在接手主持遗址考古工作后，张小雷带领团队对凌家滩遗址的大型红烧土遗迹片区、外壕北段进行了发掘。

　　走进凌家滩遗址一处展示区，远远地就能看到搭建在西侧的白色大棚，棚中是张小雷和团队的重要发现。“在这里，我们共挖掘出各类器物260余件。”张小雷介绍。

　　考古发掘是一项精细的手艺活，需要十分的耐心。“为了尽可能还原这里的形成过程，刚发掘时，这里被分割成一个个30×30厘米的小方格，大家数着格子，拿着小刷子、小铲子，趴在地上清理了一个星期，才挖了几厘米深。”张小雷边模仿发掘动作边说。

　　“考古工作中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文物出土的时刻。”到现在，张小雷还清楚地记得发现龙首形玉器时的场景。“那是2022年4月12日下午，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大家正在做收尾工作。队员赵波在清理发掘现场东北角的大口尊时，发现底部有一件玉器。”张小雷回忆，刚出土时，玉器上盖满了泥土。

　　继续清理，张小雷发现这个玉器造型非常奇特，一端阴刻成龙首形略上翘，另一端为尖锥形。这是我国史前考古中从未发现过的玉器形状，而且工艺精湛。

　　张小雷常说，自己是幸运的，遇见了凌家滩。在他看来，配合基建项目的考古才是大部分考古人的常态：打点、布方、挖土、画图……这些基础工作枯燥且辛苦。张小雷说，是“热爱”支撑他一路走到今天，“喜爱考古就不觉得枯燥和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