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桐城文脉代际传承原因浅探(3)

二是入仕后的士人利用自身资源或影响对乡党族人帮助很大，常助其求学，或举荐担任各级书院讲席等。这使家境困难的优秀子弟有机会攻读，提升学业水平。入仕者有更多机会推荐乡党亲友入达官大员府中坐馆，或进入各级书院主持讲学。桐城文人从教甚多，不仅可解决生计，还可通过教学相长提高学业水平，带动更多族中子弟入学。以桐城县清河张氏与香山戴氏对比为例。自明隆庆二年（1568年）至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306年间，张氏家族在10代人中先后有23人进士及第。其中万历年间张秉文官至山东布政使，康乾年间张英、张廷玉父子官至一品大学士，而自张英以下六代人就出了12位翰林。另一大族桐城香山戴氏，自嘉靖时戴完为进士，官至刑部郎中，而后子孙略有小成，至清初戴名世殿试高中榜眼，但后因《南山集》案被杀，此后子孙远离科举之途。两族子弟在学术、文艺、事功上便无法相提并论了。科举成功对子弟的“余荫”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四

桐城的文化世家往往有多重的姻亲关系。家族之间的联姻使文化资源共享共通。如麻溪姚氏与清河张氏、桂林方氏、扶风马氏相互间通婚极多，且持续多代。据统计，桂林方氏自明中后期方学渐起至清晚期，与桐城姚氏通婚36次，与张氏家族通婚自明末方孔炤起至清中期方保升止，通婚24次。其余与潘氏、马氏、左氏次数略少。明末至清末，张氏与姚氏的通婚更多达102次。这里所统计的只是有功名或有著作载于史籍者，其余未被记载者尚未计入。事实上桐城的方、姚、张、马、刘五姓作为文化世家的核心，又相互累代通婚，已成为一个关系紧密的共同体，一荣俱荣，即使有一族人丁不旺、人才不兴，或一代甚至数代人才不济的情况，但总体上不易衰退。在子弟教育中，各家往往共请塾师，共通典籍。“家学”传承更是在联姻中渐渐成为姻族之学。在著述的内容完善、修订校勘方面，姻亲之间成为重要助力。在著述刊印时，姻亲又可相互扶助，共同集资。在文坛学界，他们交往密切，相互称赞褒扬，通过序跋、书札，对各自的文化地位提升也起到正向作用。可以说，桐城县域内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状况，与数个主要世家的文化影响力密切相关。

此外，明清桐城不仅有强烈的宗族观念，也有强烈的地域文化认同，体现在编修地方的诗歌总集、文章总集，编修家谱、家族艺文总集、家族人物传记等方面。如康熙年间潘江编《龙眠风雅》及续集，收明代桐城诗人553人，诗作14874首。道光年间徐璈又编《桐旧集》收明清两代诗人1200多人，诗7700余首。其余规模较大者，家族总集方面如清代方昌翰编《桐城方氏七代遗书》，马树华编《桐城马氏诗钞》等；收录桐城古文者如方宗诚编《桐城文录》等；收录桐城人物传记者如马其昶编《桐城耆旧传》等。其余规模较小的地域及家族总集数量则更多。这些体现出家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的联结和相融，这种联结和相融又与家族间的累世联姻关系密切。明清时期桐城丰富的地方典籍不仅梳理建构了自己的文脉谱系，也进一步推动了家族间的横向文化关联和区域文化繁荣，促成桐城文脉历经五六百年而繁盛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