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桐城文脉代际传承原因浅探(2)

桐城各家族在子弟培养方面各有其独特方法。如清河张氏重视家族中的考课和学习习惯的培养，每年“正月为始，每三六九日一会，作文一篇，一月可得九篇，不疏不数，但不可间断，不可草草塞责”。对学习环境要求“读书须明窗净几，案头不可多置书。读文作文皆须凝神静气，目光炯然出文与题之上”。对学习可能中途而废的情况十分警醒：“子弟自十七八以至廿三四，实为学业成废之关。盖自初入学，至十五六，父师以童子视之，稍知训子者，断不忍听其废业。惟自十七八以后，年渐长，气渐骄，渐有朋友，渐有室家，嗜欲渐开，人事渐广，父母见其长成，师傅视为侪辈。德性未坚，转移最易；学业未就，蒙昧非难。”张氏明清时科举成绩在桐城各族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桂林方氏，当与其严格有效的教育方法有关。在文化家族重视教育的带动下，全邑都形成了尊师重教的风俗。桐城谚语中广为流传的“穷不丢书，富不丢猪”，“三代不念书，犹如看圈猪”，正是这种风气的体现。

二

明清桐城倡导忠孝，注重刻苦践行，不仅涌现了不少以忠孝节义彪炳史册的典范，也使得刻苦向学，坚忍不拔等成为当地妇孺皆知的品性追求。明末天启时任左佥都御史的左光斗，被魏忠贤陷害入狱遭受酷刑。其学生史可法甘冒风险乔装探视，遭到他言辞批评：“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其刚毅忠烈，令人动容。明清之际，方以智、方文、钱澄之等遗民学者受到天下士人推崇，也成为桐城后学典范。

在这样的风气带动下，桐城人往往竭尽全力供子弟读书，培养能吃苦的精神，使之意志坚定，坚忍不拔。许多读书人即使食不果腹，衣难御寒，仍通宵达旦刻苦攻读。明成化时举人方印，读书勤奋，每日作制艺文四五篇，常常彻夜不息。明末方学渐之父方祉为诸生，因家贫暂停儒业，他“外顺父命，内程书史”，等父母休息以后，再点灯读书，直到天亮。清代嘉庆年间进士姚莹幼时与兄长每人每天带二块饼赴塾读书，日出出门，日落方回家，如此坚持多年。道光时人刘宅俊因家贫无法读书，拾柴时路过乡塾，就在窗外偷听。后被主人发现，允其入学，并赠以饭食。刘宅俊后来成为解元，并中进士。清末文献学家萧穆世代为农，幼时父亲督其耕作，他宁愿挨打也要常常偷偷去学堂问字，此后战乱之时，萧穆依然四处收集典籍，埋头校辑。桐城女性亦多有费尽心血支持子弟攻读之举。明末进士姚文然之女嫁与同邑马方思，马方思早卒，姚氏缟衣蔬食，亲课二子。每日教习之后必要求温习背诵，偷懒不能完成就杖责。潘氏女处境与姚氏同，因家贫不能延师，送子就学村塾，坚持三年后因无力支付费用，便让其回家自课，其后果然学业有成。

三

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完善，科举表现对一个家族乃至地区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桐城世家子弟教育几乎无不以科举为目标。虽然读书后依旧务农、经商的并不少见，但走科举之路入仕或从教才是正途，至清末则又多了一种途径，即入幕为宾，再通过荐举入仕。

自唐至元，桐城区域内仅出过10名进士，但明清两代，桐城县共有进士233名、举人793名。尤其是清代，桐城共出进士153人，对比当时全国每县平均仅17.5人，优势明显。科举成功不仅能够进入仕途，同时还能获得优免等经济利益以及影响声望等文化资源，同时入仕的族人对该家族的子弟带动和帮助也很大。

一是在传习科举文章及考试经验上，桐城人别有精到之处。现存大量的明清桐城文人所传四书文及古文、诗赋的选本、批点本，对篇章字句条分缕析，庖丁解牛般地将全篇拆解分析。学习桐城派古文章句能够很快地掌握各种文体的写作方法。文章之法需要成功者亲传，这一点清末桐城教育家吴汝纶曾为本支荣华吴氏考入学堂子弟甚少感慨：“地有前辈能文学，则后进皆有门径，独吾里无一人可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