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如何与古为新

原标题：古代文论如何与古为新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如果从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出版《中国诗论史》、中国本土学者陈中凡先生出版《中国文学批评史》算起，可谓成果丰硕。今天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成果，不仅有本土学者的大量成果，涉及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批评家、重要篇章、通史、专史、范畴、命题等方面的内容，而且还有柯马丁、宇文所安等海外学者的著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对文明互鉴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论的进一步研究，能够起到重要作用。

从研究的层次与结构来说，此前沿用的是传统的文献整理与人物典籍梳理论述的方式，关注较多的是人物、著论、观点、文献的层面，而对于这些背后的思想、范畴、命题、关键词，特别是摆脱西方学科分类的框架，跳出既有的文学理论模式，从中国古代文论与相关的学术部类之间的联系，从经史子集四部既分判又联系的视角去研究、探讨基本无涉。而现在许多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开始从交叉互动的角度来观察与展开，尤其是许多年轻学子在他们的硕博学位论文中，较多地从经学、史学、子学、集部形态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关系去解析，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小觑，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研究深度与贯通的不足。当前对于古代文论的研究，表面描述、文献堆砌与搬运比较严重。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文献的收集与整理是基础，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文献本身毕竟不等于理论研究，而且有些研究本身就是从玄理出发的，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来源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本身是一门义理之学，是思辨之学，两汉经学执着于注经与文献，而魏晋经学玄学化的色彩非常浓厚。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王弼的《周易注》《老子注》空言说经，抛弃两汉烦琐注经、沉迷文献的倾向，探讨义理之学，受到后世诟病，但是他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本末有无之辨、言意之辨、才性之辨的影响同样毋庸置疑，刘勰《文心雕龙》受到王弼易学的泽溉是十分明显的。中国古代文论的创新既依据当时出现的文学现象，也依赖理论观点与方法上的成功，例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严羽《沧浪诗话》、王夫之《姜斋诗话》等。况且当今古籍数字化与人工智能进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传统文献整理的一些功能早已为它们所替代，古代文论的重点转移到理论本身的研究方面，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第二，研究立场和态度的平面化。许多人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只是将其当作教学与研究的专业平台，缺少敬畏，缺少人文情怀。现在一些读古代文论硕博学位的人只是把它当作敲门砖。这种研究本身就是不符合古代文论的研究立场、态度和精神的。因为古代文论的研究还是像刘勰《文心雕龙》里面所讲“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他是要寻找一种文心，重构文学精神。还有，现在古代文论研究过分项目化的倾向十分严重。我认为参与项目研究对古代文论的研究是有推进作用的，但是过分项目化，肯定会跟古代文论的治学精神相背离。

第三，中国古代文论的高校教学情况还需改善。古代文论作为一门传统文化的重要课程，融中国文学与哲学、美学等为一体，是基础性与应用性的统一，对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与专业知识提升极为重要。

当今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最重要的并不是学术范畴的改进，而是加强古代文论与当今文论的对话与互动，呼唤中国古代文论原有的忧患意识与人文情怀。中国古代文论重要作品往往是在文化裂变与社会转型时期产生的，其时人们的文艺观念与创作反映出内心的忧患与痛苦，而文艺作品成为这种社会心理的宣泄载体，文艺评论则是这种心理的转化与升华。例如孔子、孟子对《诗》《书》、礼乐的评论，影响到当时的文艺走向，影响到后世中国古代文论的主流观点；而老子、庄子对于文艺现象的批评，更成为后世文艺理论批评的另类声音，触及文艺的深层次问题，彰显出心灵与精神的自由性，而汉代关于屈原与《离骚》的评价，对后世的文论影响很大。六朝时期的文论，深入文艺的核心问题即文艺的独立与人生的觉醒，促成文论与美学的自觉，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价值、范畴的系统构建，奠定了六朝之后中国文论的发展格局。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在面临挑战与裂变时，有责任心的士人的理论贡献与人格彰显。陆机《文赋》的书写是基于“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也就是忧患于风雅传统的泯灭；《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在《序志》中感叹：“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唐宋诗文革新理论也是产生于当时的文化衰落危机，苏轼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表达了这一思想。古代文论最有价值与意义的是其中的精神价值，而不仅仅是知识结构。

古代文论的多维研究也需要我们大力开拓格局。需要我们在既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大力向前拓展，这些方面的问题应当引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