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与敦煌葡萄石榴纹的互文性探微(2)

《全唐诗话》更为全面地论述了皇帝“夏宴葡萄园”带头优游的惯例：“凡天子飨会游豫，唯宰相及学士得从。春幸梨园，并渭水祓除，则赐细柳圈辟疠;夏宴蒲萄园，赐朱樱;秋登慈恩浮图，献菊花酒称寿……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歆慕。”《全唐诗》中关于葡萄（关于葡萄，古诗词中称谓不一，如蒲萄、蒲陶、蒲桃等）和葡萄纹的诗句数量颇为可观，有50多首，如大家耳熟能详的王翰《凉州词二首》中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李白《对酒》中的“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西域的葡萄酒因唐太宗的欣赏风靡初盛唐社会。关于葡萄酒的流行,《唐会要》卷二OO提到：“公元647年突厥的叶护进贡太宗皇帝马乳葡萄，串长二尺，色紫。”《唐书》亦曰“蒲萄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贡献，人皆不识。及破高昌，收马乳蒲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自损益造酒，为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醒益，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

再如李端《胡腾儿（一作歌）》：“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胡腾儿，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白居易《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并序》：“渐闻玉佩响，始辨珠履躅。遥见窗下人，娉婷十五六……带襭紫蒲萄，袴花红石竹。”阎德隐《薛王花烛行》（节选）：“合欢锦带蒲萄花，连理香裙石榴色。”上官仪《八咏应制二首》：“罗荐已擘鸳鸯被，绮衣复有蒲萄带。”曹松《白角簟》：“蒲桃锦是潇湘底，曾得王孙价倍酬。”

由上述诗文可以看出，葡萄纹到了唐代，在织物上已经十分普遍了，说明在唐代“汉着胡帽，胡着汉帽”的社会环境下，唐人和在华西域侨民的服装上都不乏葡萄纹样。葡萄纹样随之在唐代广为流行，成为东西方民众共同欣赏的主题。缠枝葡萄纹，枝繁叶茂，一派生机，如葡萄唐草文绫纹样（图4），雍容华丽，同样是一派盎然生机，同类型的葡萄石榴缠枝纹有日本正仓院的碧地缠枝葡萄石榴纹纹锦半臂、葡萄石榴团花舞凤纹锦、狩猎联珠葡萄石榴卷草纹锦幡残片、巴黎吉美博物馆的唐代棕色地葡萄藤花凤凰纹锦，以及日本正仓院藏唐代红地葡萄纹锦。唐代染织图案的色彩效果，可以称得上是唐代工艺用色之冠。“布素豪家定不看，若无纹彩人时难。红迷天子帆边日，紫夺星郎帐外兰。”这无疑是对晚唐织锦的慨叹。

唐人尚新，“新样”是唐诗中赞美纹样的常用文辞，如“新样花文配蜀罗”“新裁白苎胜红绡，玉佩珠缨金步摇”“遥索剑南新样锦”“葳蕤金缕光”“舞衣转转求新样”“劳动更裁新样绮”等，诸如此类。当然，追新求异风尚的成因有其特定的人文因素，大体从武周时代起，旧的贵族阶层逐渐被科举入仕的新贵替代，他们抛弃了旧贵族在思想上的矜持和保守，在尽情享受物质财富的同时，无所顾忌地迎接和创造新生活。有唐一代，无论是织锦产物、工艺美术器物，还是佛教寺院石窟，都具有“求新多变”“融汇中西”“富丽堂皇”的特征。体现在装饰纹样领域就是奢华气息、雕饰与自然之美相合的繁荣气象，这在敦煌石窟藻井纹样中得以鲜明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