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与敦煌葡萄石榴纹的互文性探微(3)

开元时期，敦煌石窟宝相花又有了新的变化，进一步向写实方向发展，向牡丹花转变，这一现象受唐代社会风气和与之相关的工艺美术产品制造之影响。唐人甚爱牡丹，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对牡丹有这样的记载：“牡丹，前史中无说处，惟《谢康乐集》中，言竹间水际多牡丹。”牡丹花作为园林花木栽培并广为世人所珍爱应是开元年间的事，《全唐诗》中收录的与牡丹花相关的诗词有一百多首，开元时期牡丹风靡之盛况便可以由此管窥。唐人对牡丹花的喜爱是牡丹纹形成的精神基础，宝相花中云曲瓣的出现和流行也正折射出这一现象，《群芳谱》载“唐开元中，天下太平，牡丹始盛于长安”。如刘禹锡在《赏牡丹》中写道“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李肇等撰《唐国史补》说“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

“熔铸”一词取自《文心雕龙》“辨骚篇”,用其“虽取熔经义,亦自铸伟辞”之“广义”。“熔铸”一词，可以用来形容敦煌石窟藻井图案，尤其是其中的葡萄石榴纹、宝相花纹，此外还有石窟壁画边饰和头光中的卷草纹。唐人似乎将各种工艺美术中的纹样打碎，再重新组合，创造了同时期审美情趣一致、但形态千变万化的纹样。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说：“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则比较侧重于科学技术方面。”（〔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归根到底，唐代图案题材风格的巨大变化，又并非艺术本身所能决定，决定它的仍然是现实生活，入世思想战胜了出世的幻想主义，艺术开始走向现实，对现实的歌颂代替了对神界的赞扬。这如同敦煌石窟主题思想，从早期的忍辱牺牲转变到唐代经变画中的西方极乐思想，石窟藻井中新出现的葡萄纹、石榴纹、宝相花等纹样成为初唐莫高窟的“时尚”,这同样与现实生活同步。

在唐代，文人墨客还会在葡萄园中举行宴乐，在唐人《景龙文馆记》《白孔六帖》和《锦绣万花谷》文献中同样有记录。《太平御览》：西域有葡萄酒，积年不败。彼俗传云，可至十年。欲饮之，醉弥日乃解。唐代在长安的酒店中还可以买到用波斯诃黎勒酿成的一种奇异的酒，而八世纪时用波斯法制作的葡萄酒则无疑来自石国。美国学者薛爱华在《唐朝的舶来品研究》一书中说，葡萄酒的制作技术，在唐朝已经立足生根了。大量诗歌和文献记载表明，唐代非常流行西域葡萄酒，传入中国的西方酒器上经常可以看到立体的葡萄纹。

瑞兽葡萄镜在唐代颇为流行，其镜钮为兽钮，内区有高浮雕瑞兽盘踞在葡萄藤叶之中，外区饰有葡萄藤蔓和飞禽等，生动有趣，如五瑞兽葡萄镜（图5）。铜镜上的瑞兽葡萄纹在唐高宗至武则天时期盛极一时。包括海兽葡萄、海马葡萄、莺鸟葡萄和禽兽葡萄等多种。孔祥星在《隋唐铜镜的类型与分期》一书中论述了瑞兽葡萄镜的分型与分期,该书提到瑞兽葡萄镜可分为瑞兽葡萄镜和瑞兽鸾鸟葡萄蔓枝镜两种，后者是由瑞兽镜的外区开始向内区逐步增加葡萄蔓枝演变而来的。瑞兽葡萄纹铜镜在题材方面既不拘一格又严格限制，但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让人们看到一个既枝叶繁茂、果实累累，又有禽鸟走兽乐在其中的场景。瑞兽葡萄纹镜和唐代铜镜紧密相连，很多人认为瑞兽葡萄纹镜为唐代独有，但事实并非如此。其实，五代、辽、宋等时期也经常出现这种纹饰，尽管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与唐代相媲美。陵阳公样在唐人诗句中也可见，如元稹诗云“海榴红绽锦窠匀”，就是指用石榴卷草作环的团窠动物纹；卢纶诗云“花攒麒麟枥，锦绚凤凰窠”，均是指以花卉为环的团窠麒麟、团窠凤凰图案，而麒麟和凤凰正是窦师纶所创陵阳公样中游麟、翔凤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