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古今观的三大核心命题(2)

　　 船山古今观的第二大核心命题是“古今之通义”，这是对“通古今而计之”价值主张的进一步提升和价值聚合。如果说“通古今而计之”注目的是古今历史的贯通和一体化思考，那么“古今之通义”则是贯穿古今历史的根本道义和核心价值，确证的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自古及今一脉相承的恒常道义或核心价值理念，也是构成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

　　 船山在“通古今而计之”的基础上提出了“古今之通义”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观，坚持认为“古今之通义”是相对于“一人之正义”和“一时之大义”而言的，是一种既超越“一人之正义”又超越“一时之大义”的至上境界的道义。虽然“一人之正义”和“一时之大义”也有自己的合理性及其内在价值，但是相对于“古今之通义”而言，无论在合理性的程度上和境界上都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这里有一个轻重之衡、公私之辨的问题，就“一人之正义”与“一时之大义”的比较而言，很显然“一时之大义”为公，“一人之义私矣”。就“一时之大义”与“古今之通义”的关系而言，那么“一时之大义”为私，“古今之通义”为公。“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所以正确的原则和立场应该说也只能是“不可以一人废千古，不可以一人废天下”。“不可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一时之义伸，而古今之义屈矣”。（《读通鉴论》卷十四）船山“古今之通义”特别强调天下为公，坚持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每一个人都是天下的主体，都要尽到对天下的义务和责任。“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尸，而抑非一姓之私也。”（《读通鉴论》卷末）船山基于中国历史上的古今之变及其自己的总结提出了“公其心，去其危，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族类强植，仁勇竞命，虽历百世而弱丧之祸消也”（《黄书》）的观点，凸显了“古今之通义”的至上价值和精湛智慧。

　　 船山“古今之通义”是道义在时间之流中的贯穿与实践，凸显出跨越时空的恒久魅力和不朽价值，也是中华民族自古及今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价值凝聚、价值确证和道义证成，标揭出古今贯通意义上的道义的至上性和优先性。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因“古今之通义”而特别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团结力、创造力，从而完成并不断巩固和深化着自己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文明认同。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连续性文明的典范，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有自己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和亘古亘今的精神血脉。而“古今之通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即是这一价值追求和精神血脉的价值确证。

　　“合往古来今而成纯者也”的价值建构思想

　　 船山古今观的第三大核心命题即是“合往古来今而成纯者也”，这是船山历史观、文明观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内在地要求建构融合往古来今为一体且纯粹而深刻、高明而久远的价值体系。船山的古今观不仅注重古今关系的关联与一体化思考，注重贯通古今关系中核心价值理念的坚守和弘扬，而且注重融合往古来今关系且能使其成就一纯粹价值体系的建构与建设，凸显出了对终极价值的终极观照或价值眷注。王船山不仅具有“究天人之际”的深厚的哲学功底和素养，而且具有“通古今之变”的深度的历史自觉和价值观照，实现了将“通古今之变”与“究天人之际”有机结合起来的治学目的和价值追求，提出并深刻论述了“合往古今来而成纯者也”的价值建构思想。“合往古来今而成纯者也”是将往古来今有机地整合起来而成就一种纯粹而深刻、高明而久远的价值体系，建构一种“亘古亘今”的文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