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红灯影响孩子上学？专家：城市信用体系建设要科学度量(2)

　　为什么我们要把信用和诚信划分开？即使是泛化了的诚信问题，也有必要跟一些社会道德问题区分开？因为解决不同类型问题的方法和技术手段不同，负责执行和参与治理的党政主体不同。

　　解决信用的问题，就是契约经济类的信用问题，有全世界通用的办法，比如像征信、评级、信用保险等等；而对于那些损害公共利益，包括损害社会公众的和损害政府利益的，解决诚信的问题，有另外的解决办法，很多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法。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群，对诚信的问题认识是不同的。

　　然而，恶意（频繁）跳槽却是另外一回事。求职和雇用是双向选择，不能简单定性员工跳槽是“恶意”的。

　　城市信用体系建设者的基本思路是，光用思想教育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必须要有惩罚手段，为什么不把社会道德问题也用失信惩戒机制去惩罚？而该惩戒谁？该怎么“量刑”？或者该奖励谁？须得有个科学度量工具，于是城市的个人信用分就出台了。

　　有人问，为什么外国没有这类用于失信惩戒的城市居民个人信用分呢？

　　这主要在于，使用法律的成本和司法效率等因素，公益律师和小额法庭缺失，都造成了全社会没形成用法律诉讼解决问题的习惯和文化氛围。因此，个人信用分不失为临时性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

　　焦点2

　　个人信用体系建设需建立问询、申诉等配套机制

　　如果信用分不佳就可能影响就业、落户等，以及媒体提出的潜在的“刷分”、“铲分”问题，是否会造成新的“不平等”？应如何规避这些问题？

　　尹振涛：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说有市场，就可能有各种灰色的领域存在。一方面，从建设的角度来讲，我认为这个（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应该逐步开展，不能一步就位，像一个篮子一样把所有东西都装进来。我觉得可以通过在评估体系内尝试性地增加一些维度的方式，逐渐去试探效果。另一方面，从体系上来讲，我认为需要增加一个问询的机制，或申诉的通道，你提出证据，在一定前提下，可以消除这样的负面信息，还有包括负面信息停留的时间，我觉得这些配套必须做好。

　　赵鹞：征信只能用于金融，不能用于其他方面。有些国家有一些特殊的职业需要看你的征信记录，那是因为职业需要，但不会泛化这种使用。比如你去应聘一个服务生，不会要求看征信报告的。因此，行政管理不应阻碍宪法和法律赋予个体的基本权利的实现。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依法治国原理。像问题中所说，需要注意以后会不会有人倒卖这种分？比如说某人诚信分不好，影响到孩子上学，但这不应该与目前的九年义务教育规定有冲突。同时也要注意过度使用的问题。

　　林钧跃：城市居民的个人信用分在国内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央行征信报告或者有一些金融机构都使用的FICO分，用逻辑回归方法建立模型；第二类是芝麻分模式，用户支付宝、余额宝，但是它又扩大到其他领域的应用，分数的构建方法是用多维度指标来评价；还有一种模式的信用分，适用于小区域的失信惩戒和守信激励。通俗说，就是先赋予每个人一个基数分，干一件“坏”事就扣分，干一件“好”事就加分。基层政府或管理者会编制出一个加减分数的行为清单，得分高的会得到奖励，分数低的有可能会被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