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索赔现象调查：30元可拜师 有人走上犯罪之路(3)

　　澎湃新闻在采访时发现，不少商家在遭到威胁后会选择支付折中价码的赔偿款“息事宁人”。华东某地的一位基层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向澎湃新闻透露，职业索赔者之间往往还会共享店铺资源，造成一些地区或商家接连被一批又一批索赔者光顾。

　　俞奇平在处理杭州江干区一宗投诉时，发现多个投诉收件地址、购买商品、投诉内容均完全相同，最终牵出一个近两百人的大学生索赔团伙，“被投诉举报的问题，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小瑕疵，令人啼笑皆非。”

　　澎湃新闻了解到，团伙内部实行公司化运作，人员分工细致：上游定期发布信息，指定想要哪些商品，中游“维权者”索赔、发空包“吞货”，下游则有货商，以6-7折价格收购“维权者”手里的货。

　　监管之困

　　基层疲于答复，恶意投诉挤占行政资源

　　备受职业索赔困扰的，除了商家之外，还有行政执法部门。

　　为成功获得索赔，一些职业索赔人通过行政投诉举报向商家施压后，还会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向纪检监察机关举报、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等方式，给行政部门施压。俞奇平说，2016年，她曾在一天内接到同一名投诉人提出的行政复议142件，答复材料都来不及填写。

　　另一名不愿具名的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职业索赔现象泛滥，对基层行政资源的挤占不可忽略，“保守估计一年有50%的精力要来处理职业索赔，职业索赔所耗费的资源一般是正常投诉的四五倍，用尽一切投诉举报手段、反复纠缠，占用大量行政资源。”

　　他表示，在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基层所的食品药品专业监管力量有限，本该花在更关乎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有限精力，被接二连三的职业举报“稀释”了，“只要来投诉就不能不管，联系企业、调查走访都要花时间，但往往我们只是被当作要钱的工具，钱拿到了，投诉也就撤销了。”

　　上述基层执法人员还透露，一部分小微商家应对成本无法负担，最后选择以恶治恶，转行也干起“职业索赔”，进一步恶化了行业风气。

　　对此，各级政府部门采取相应举措，设置行业规范。2019年5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对恶意举报非法牟利的行为，要依法严厉打击。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为保护平台、平台内经营者和平台从业人员等权益，依法打击网络欺诈行为和以“打假”为名的敲诈勒索行为。

　　实际上，2018年10月以来，上海、杭州余杭、东莞三地工商已率先发文，明确打击恶意索赔。

　　以杭州为例，2018年成立电子商务产业园后配套出台了《关于优化营商环境遏制职业索赔、职业举报行为的指导意见》，对碰瓷式职业索偿行为，实施“投诉不受理、举报不处罚、诉讼复议不支持”政策。

　　此外，上海也于2018年出台了《关于有效应对职业索赔职业举报行为维护营商环境的指导意见》，对职业索赔现象和官方态度进行了专门的规定和说明。澎湃新闻从相关渠道获悉，上海2019年上半年职业索赔数量已大幅下降约三成。

　　如何规制

　　要形成应对标准和程序，有专家建议入刑

　　一直以来，职业索赔者究竟是否为消费者，是规制职业索赔行为的争议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