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从这里照耀中国——陕北见证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2)

出于对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汇合力量更加壮大的忌惮，蒋介石调集13个师、另5个旅的兵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妄图彻底围歼红军主力，摧毁陕甘边区。

等敌来袭，无异于坐以待毙。党中央果断决定主动出击，以口袋合围之势，布下天罗地网，经过连日战斗，歼灭国民党一个师又一个团，在直罗镇俘敌5300余人。

据直罗镇战役烈士陵园讲解员李婷介绍，直罗镇战役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场“大战”，阵容堪称“豪华”：毛泽东亲临前线指挥，新中国成立后被授衔的至少有5位元帅、6位大将、48位中将以及10位少将参加了这场战役。

延安大学泽东干部学院副院长高凤林说，直罗镇战役不仅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也使陕北成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

此后，党中央命令多路部队同时出击，开展西征作战。在两个多月里，西征部队占领城镇10余座，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开辟纵横200余公里的新区，有力巩固了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从漫漫长征艰辛路，到立足陕甘根据地，红军将士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始终如一。

进入吴起镇的前夜，中央红军宿营在吴起倒水湾。由于缺乏补给，红军战士甚至没有做饭的锅具。村民张宪杰借给红军一口水缸用来烧饭。水缸被烧裂了口子，战士当即给了张宪杰两块银元作为补偿。

“为了支援中央红军，当地群众日夜兼程集中粮草物资，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形成了川流不息的送粮大军。”吴起县革命纪念馆原馆长吕军说，中央红军战士严寒时节依然身着破旧单衣，当地群众组织上百位工匠赶制了一批毡衣和毛被套。

参观者在延安市甘泉县象鼻子湾村参观“雪地讲话”旧址（8月8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再出发：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国难当头，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在陕西省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作出了红军东征的重要决定。

“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

1936年2月，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从陕甘苏区东渡黄河，挥师东征。3月，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号召爱国志士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

“听见我红军民族英雄们，摩拳擦掌杀气高……”

在位于陕西省延川县红军东征革命纪念馆的一面墙上，这首由陆定一作词的《红军东征歌》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红军东征期间组织建立的抗日游击队、游击区，为后来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站在民族大义的高度，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并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西安，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6年，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瓦窑堡创建，不久后，抗大随党中央迁至志丹县，在山崖上的窑洞中艰苦办学。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称抗大为“世界上唯一的一所不怕飞机轰炸的高等学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大学一期各科学员还没来得及举行毕业典礼，就于1936年12月底奔赴战场。连天的烽火中，他们逐渐成长为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栋梁。

民族危亡之时，理应一致对外。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1937年8月，在《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的雄壮声音中，红军战士们收起红五星八角军帽，戴上嵌着青天白日旗的军帽，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成为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振奋了全国人民抵抗日寇的信心。

漫漫长征路，在神州大地谱写初心永恒的英雄史诗。

巍巍宝塔山，为中华民族升起实现复兴的辉煌曙光。

回首长征路，追忆那些被鲜血染红的长征故事，更觉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多么伟大、多么崇高。

在新的长征路上，这理想之光必将继续闪耀，照亮中国人不断前进的道路。（记者宋振远、刘书云、孙少龙、李浩、王若辰、蔡馨逸）

参加“记者再走长征路”活动的媒体记者在陕西省子长县瓦窑堡会议旧址采访（8月9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